1945年5月，延安《解放日报》的副刊上发表了一篇小说《荷花淀》，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作者孙犁的名字也随之不胫而走，甚至被毛泽东注意到，称赞他为“这是一个有风格的作家”。上世纪80年代，孙犁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曾说，自己的作品如果能流传五十年，也就是中寿，他就心满意足了。现在距发表时间已过去了近80年，同时代的许多作品早已被历史湮没，而“荷花淀”中的清香似乎仍然环绕在读者周围。孙犁的作品为什么能在当时打动读者且能流传久远？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孙犁的作品将革命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机地融合起来。

　　新时期之前，孙犁的作品大都表现中国革命的历程，或一再回首难忘的抗日战争年代，或与时俱进地表现农村中的各种变革。许多作家笔下的革命历史，总是倾向于展现波澜壮阔的革命力量，要与传统文化斩钉截铁地告别；孙犁的作品则不然，从某个角度来看，甚至还呈现出一种传统的面貌。他表现革命战争年代农村的社会变化，更偏爱从日常生活的角度出发，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其间隐藏着许多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荷花淀》中水生与媳妇儿，也许没有多少文化，但大敌当前，他们都能忘却小我，坚定地秉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大义。他们夫妇之间，虽然话不多，却是彼此相濡以沫。水生的父亲为了支持子女，无怨无悔地操劳。《村歌》中，大顺义嘴上虽不时抱怨丈夫李三为了集体忘了小家，实际生活中却又处处体贴丈夫的辛苦。《风云初记》中秋分很想念丈夫高庆山，久别重逢却一时无话，只是将白面都倒上、调料都放上，为丈夫做顿好吃的。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无论是家国大义、夫妻之情、父子关系，抑或是朋友间的友情等，孙犁都能将其表现得格外动人，带着中国传统审美的印记，质朴含蓄，情感内敛而又余韵悠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传统的伦理观念已有几千年的历史，虽然它们也在随着历史而变化，但大部分至今仍鲜活地体现在我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中，比如热爱祖国、尊老爱幼，等等，这些共同的民族文化积淀与情感体验，使得孙犁的作品能够最大限度地跳出历史局限，与后来的读者产生共鸣。

　　虽然孙犁所表现的时代已成为历史，但他作品的面貌却丝毫不显陈旧，特殊年代的革命精神为其作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孙犁出身农村，成长的年代正值烽烟四起、国家蒙难之时，他本人也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因抗日战争而走上了文学的道路。可以说，孙犁亲身经历了战争年代的残酷，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旧中国转变为新中国的过程有着深切的体会。他的小说通过农民形象尤其是女性新人形象的成长，将女性的精神觉醒呈现出来，将农村中翻天覆地的变化呈现出来。抗日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女性通过读书识字逐渐摆脱了封建思想的束缚，她们不再是男性的附庸，战争也迫使她们迅速成长。她们从最初的只知守着小家依恋丈夫、遇到敌人被动地受欺辱，到后来走出家门学会射击、警戒，机敏地与敌人周旋，既能照顾家庭，还能配合子弟兵作战。孙犁小说中的水生嫂、王秀梅、吴召儿等女性形象，自尊、能干、泼辣，浑身洋溢着青春健康的气息。她们是孙犁作品中美的极致的理想化身，身上既有传统女性吃苦耐劳的美德，又有乐观向上的革命精神。即使今天读来，她们的形象仍能使人联想到舒婷《致橡树》中的木棉，她们是作为树的形象与男性站在一起：“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

　　经典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传统，一半是时尚。传统需要时尚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才能为后来者所接受；而时尚，经过时间的冲洗也会慢慢形成新的传统积淀下来。孙犁的许多作品能成为经典，正是因为他将传统文化与革命精神有机地融合起来。传统文化积淀使其作品血肉丰满，超越历史的局限，革命精神则更新了传统文化的诸多落后层面，为其注入新鲜的时代气息，其结果便是作品所承载的传统文化在日渐丰厚的同时也变得历久弥新。

　　文学作品具有一种宣传功能，它是用形象的方式艺术地传达人世间一切的真善美。鲁迅先生说：“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推崇文艺的人，虽喜欢说文艺足以掀起风波来，但在事实上，却是政治先行，文艺后变。”孙犁的作品并不专门书写革命意识形态，但革命精神早已如盐入水，融入他小说描写的日常生活的空气中，渲染在人物形象的精神面貌上。孙犁的作品写出了严酷的战争岁月里，中国农民身上单纯乐观、健康向上的人性美、人情美，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也随着他的作品而源远流长，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