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这是现代出版业和文化界值得庆贺的大事。我和中华书局结缘是在44年前，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又师从杨志玖先生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而后留校任教。40余年来，在受到南开等诸师友教益的同时，中华书局一直在助我学文治史。

　　最初知晓中华书局，是从大学本科阅读翦伯赞、郑天挺主编的《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开始的。这是上世纪6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一套大学历史学系教学参考书。因暂时经济困难，纸张略显粗黄，但各册主编都是断代史名家，所收编史料很精辟，让我能够在随堂听“中国古代史”课程的第一时间读到相关史书节选，受益匪浅。时值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二十四史点校本。我有幸通读其中的《史记》和《汉书》，被这两部名著所深深吸引和折服。原本打算学隋唐史，故《旧唐书》和《资治通鉴》隋唐前段也粗略读过。攻读硕士改学元史，遵照杨志玖师的指点，仔细研读《元史》，从字里行间寻觅疑问，思考未知。尤其是校勘记，从中学到前辈学者的很多精彩考据。可以说，我学习元史及中国古代史的基本功底，就是靠1978—1988年间阅读中华书局二十四史点校本《元史》等积累和奠定的。

　　1992年，我在中华书局《文史》第35辑和《元史论丛》第4辑刊发了《元代封爵等级和王位继承问题》和《元代的宗王出镇》两篇文章。2000年以后又刊发两篇。尤其是第三篇《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长达6万余字，《文史》责任编辑分作三期连续刊登。当时我初出茅庐，能得到如此宝贵的厚爱与帮助，很幸运也很温暖。每念及此，我都抑制不住内心的感激之情。不久，中华书局资深编审姚景安先生邀我撰写专著《元代职官制度》。遗憾的是，我因担任南开图书馆和历史学院的行政职务，牵扯很多精力，没有能够完成此书稿，这也成了一桩难以释怀的憾事。2007年以后，我卸掉了行政职务，全身心地从事元史、中国古代史的教学与科研。10余年间，中华书局先后出版了拙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增订本）、《元代行省制度》（上）（下）、《元史十八讲》、《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再版）。尤其是前两种，是我在元史领域耕耘多年的代表性著作。

　　10多年来，我和中华书局合作出版了一些南开历史学科的学术书籍。首先是编辑出版《南开史学家论丛》第三辑，其次是编辑出版《纪念郑天挺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 中国古代社会高层论坛文集》，再就是编辑出版五卷本《杨志玖文集》。杨志玖先生是我的业师，南开大学著名教授。我和几位师兄弟商议在先生诞辰100周年时出版一套文集，以作最好的纪念。文集出版一事，得到中华书局鼎力支持。2015年10月10日，中华书局和南开大学等联合举办“纪念杨志玖先生诞辰100周年暨隋唐宋元时期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五卷本《杨志玖文集》在会上举行了首发仪式。与中华书局联合举办庆贺蔡美彪先生米寿和萧启庆先生、蔡美彪先生的缅怀纪念活动，同样令人难以忘怀。尤其是“元代历史文献整理与出版座谈会”并庆贺蔡美彪先生米寿，记得当日蔡先生精神矍铄，甚是愉悦，除宴餐蛋糕，连生日面也全然享用。那年春节前夕，中华书局徐俊先生还携带一大盆蝴蝶兰去看望蔡先生。蔡先生逝世后，徐俊先生又特意撰写《平实而通达的引路人──追忆蔡美彪先生与中华书局的情缘》的长篇纪念文章。足见中华书局对老一辈学者发自学术同道的真挚尊重。

　　2012年，我申请承担的“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遗存资料的抢救、发掘及整理研究”国家社科项目被批准立项，并获两次滚动资助。该项目内容涵盖十余省区，包括金石碑刻的搜集、拓片、拍照、录文和校订等。规模宏大，任务繁重，从搜集拓片图版到文字识别校勘皆难度较大。我先后聘请河南博物院、甘肃省博物馆、宁夏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东博物馆、山东省石刻博物馆、河北博物院、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所等文博考古机构的领导或专家担任相关省区子课题的负责人和各卷主编。通过他们会集北方各省区8个子课题70余名研究者，通力协作，共襄大业。相当多的碑刻遗存甚至需要奔波于十几个省区，深入数百县镇乡村寻访考察，逐个从事制作拓片或拍照、现场识读辨认等复杂细致的工作。整理工作启动不久，我就与中华书局及时联系出版事宜，获得慨然应允。在申请国家出版资助过程中，曾因整理成果上报比例不足，暂时没有获准。翌年补齐整理成果，中华书局决定再次申报，终于获得批准。经多方努力，目前绝大部分整理工作业已完成，用昔日翁独健先生首倡之意，冠名曰《元代北方金石碑刻集成》，共8卷25册。今年底，《京津卷》和《鄂尔多斯蒙古源流博物馆藏专辑》4册可望出版面世。为这项重要文化建设项目，中华书局领导和编辑、校对人员等付出了大量的精力与心血，我对此充满敬意与谢忱！

　　在我40余年学文治史的路途上，中华书局是难得的良师益友。衷心祝愿她以古籍整理和文史学术研究为重心，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推动新时代学术繁荣作出新的贡献，创造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