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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1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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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岁忆往
为诗人鲁藜留笔(图)
周骥良 题图摄影:袁志军

  天津解放,我迎来一生的转折点,进入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当时,创作组只有两名成员,一位是名声响亮的诗人鲁藜,另一位也是诗人,叫芦甸。

  在我的印象中,鲁藜从始至终都不变的是他的诗人性格。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有时还开个玩笑,有时激情爆发,又不管不顾。

  在创作组期间,我是自不量力,写了个三幕的话剧,请鲁藜指点。他倒是从头看到尾,然后对我发出惊声,你是从大学走出来的文学青年,然后进入写作队伍,应该是文艺腔十足,但你的文笔却很通俗,很大众化,句子也很活泼,属于通俗书写。我听后当然很受鼓舞,也当然有了联想,这是不是也是他自身的诗风的共鸣?

  鲁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他也是中国的诗言志传统在新诗中的传承人,这是怎么形成的?要和他的特殊经历联系起来看。鲁藜是福建人,自幼却在越南生活。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人民生活很贫苦。鲁藜父亲是码头上的一名搬运工。鲁藜读完初小就离开校门,走进码头做了小童工。童工中还有从祖国过来的。闲下来的时候,几个年轻人背诵唐诗,寻找精神安慰,有的诗整首背不下来,只能背诗中的一些诗句,据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能使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鲁藜16岁时,父亲病倒了,只求回到祖国,死在家乡,可是没钱买船票,伙伴们就和船上人商议,把鲁藜父亲放在船底的煤堆上,让鲁藜带上几瓶白开水和食品回到祖国去。父亲如愿在家乡故去,鲁藜也迎来“又一村”。他穿着面粉口袋缝成的衣服进了不收学费,而且有助学金可拿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组建的集美学校。他学习当然很用功,之后也当然走进了党的地下战线。

  毕业以后,鲁藜便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文化战线的斗争。在一次游行示威中,他的诗人激情爆发,硬是将租界地的警车司机从车中揪了出来,还拳打脚踢,这才一走了之。但巡捕房的洋人大怒,下令严查这个年轻人。鲁藜在上海待不住了,于是奉令去延安,领导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当时天津就有一条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可以走人,也可以走物流。鲁藜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然后来到华北,参加过土改,也参加过文化阵地的工作。他最佩服的是丁玲,说她是第一个写出中国新女性的人。

  1955年后因胡风问题蒙冤,鲁藜被下放到军粮城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整整15年。“文革”结束,在拨乱反正声中,我以天津作协常务副秘书长身份到军粮城接他回来,这才发现他白天劳动,晚上还在写诗,饭桌上绑着木棍,木棍上绑着一杆秤,秤杆上吊着一个灯泡,他本人云游在诗的世界之中。

  从农场回来,鲁藜被安排住在昆仑里,他的名声还在,昆仑里的青年们自发办起了昆仑诗社,请他主持,很是红红火火。

  我调离天津作协后,鲁藜也移居五大道,住在普通民居里。当年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最多时曾有八人,后来,组员纷纷走散,仅剩下两位老人了,一名组长和一名组员,所以每到春节我都去看望我的组长鲁藜。但这个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延续多久,他病倒了。我到医院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左手输液,右手还拿笔不停地打捞诗句,对我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万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他就丢下笔远行了。他去世后,天津的诗友成立鲁藜研究会,曾经活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题图摄影:袁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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