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解放，我迎来一生的转折点，进入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当时，创作组只有两名成员，一位是名声响亮的诗人鲁藜，另一位也是诗人，叫芦甸。

　　在我的印象中，鲁藜从始至终都不变的是他的诗人性格。不摆架子，平易近人，有时还开个玩笑，有时激情爆发，又不管不顾。

　　在创作组期间，我是自不量力，写了个三幕的话剧，请鲁藜指点。他倒是从头看到尾，然后对我发出惊声，你是从大学走出来的文学青年，然后进入写作队伍，应该是文艺腔十足，但你的文笔却很通俗，很大众化，句子也很活泼，属于通俗书写。我听后当然很受鼓舞，也当然有了联想，这是不是也是他自身的诗风的共鸣？

　　鲁藜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人民诗人，他也是中国的诗言志传统在新诗中的传承人，这是怎么形成的？要和他的特殊经历联系起来看。鲁藜是福建人，自幼却在越南生活。越南当时是法国殖民地，人民生活很贫苦。鲁藜父亲是码头上的一名搬运工。鲁藜读完初小就离开校门，走进码头做了小童工。童工中还有从祖国过来的。闲下来的时候，几个年轻人背诵唐诗，寻找精神安慰，有的诗整首背不下来，只能背诗中的一些诗句，据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就能使大家的精神为之一振。鲁藜16岁时，父亲病倒了，只求回到祖国，死在家乡，可是没钱买船票，伙伴们就和船上人商议，把鲁藜父亲放在船底的煤堆上，让鲁藜带上几瓶白开水和食品回到祖国去。父亲如愿在家乡故去，鲁藜也迎来“又一村”。他穿着面粉口袋缝成的衣服进了不收学费，而且有助学金可拿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捐资组建的集美学校。他学习当然很用功，之后也当然走进了党的地下战线。

　　毕业以后，鲁藜便到了上海，参加了上海文化战线的斗争。在一次游行示威中，他的诗人激情爆发，硬是将租界地的警车司机从车中揪了出来，还拳打脚踢，这才一走了之。但巡捕房的洋人大怒，下令严查这个年轻人。鲁藜在上海待不住了，于是奉令去延安，领导认为他是个可造之材。当时天津就有一条通往延安的地下交通线，可以走人，也可以走物流。鲁藜在延安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然后来到华北，参加过土改，也参加过文化阵地的工作。他最佩服的是丁玲，说她是第一个写出中国新女性的人。

　　1955年后因胡风问题蒙冤，鲁藜被下放到军粮城农场进行劳动改造，整整15年。“文革”结束，在拨乱反正声中，我以天津作协常务副秘书长身份到军粮城接他回来，这才发现他白天劳动，晚上还在写诗，饭桌上绑着木棍，木棍上绑着一杆秤，秤杆上吊着一个灯泡，他本人云游在诗的世界之中。

　　从农场回来，鲁藜被安排住在昆仑里，他的名声还在，昆仑里的青年们自发办起了昆仑诗社，请他主持，很是红红火火。

　　我调离天津作协后，鲁藜也移居五大道，住在普通民居里。当年军管会文艺处创作组最多时曾有八人，后来，组员纷纷走散，仅剩下两位老人了，一名组长和一名组员，所以每到春节我都去看望我的组长鲁藜。但这个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延续多久，他病倒了。我到医院去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左手输液，右手还拿笔不停地打捞诗句，对我说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病，但是万没想到的是，几天之后，他就丢下笔远行了。他去世后，天津的诗友成立鲁藜研究会，曾经活动了一个很长的时期。

　　题图摄影：袁志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