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德楼原未在拍摄计划之中，在我的提议之下，为丰富镜头，我们才步行而去。

　　当时我们正在广州北京路上的太平馆，这里处于颇为繁华的一个商业区域，它的隔壁是一个新华书店，我还买了好几本书带回天津。太平馆是一家西餐店，是周恩来和邓颖超举行婚宴的地方。现今饭店基本保持着原貌，也作供人缅怀之用。

　　现今的年轻人未必能够领会周、邓这样的爱情，大洋阻隔，天各一方，既以信仰定情，又依鸿雁传书，彼此五年不能相见，而忠贞不渝，初心不改。他们分别之际是邓颖超送周恩来赴法勤工俭学，而再度相见就是结婚，这种对于爱情的坚定执著自不待言，而这种方式才是浪漫的，因为他们作为爱侣在生活上没有一分钟的磨合，彼此就交付了漫长的一生。

　　“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打破一向的束缚，勇敢地奔啊奔！”这是周恩来写给邓颖超的跨国明信片上的诗，而在1925年8月8日立秋当日，他们结婚了。邓颖超一到广州，张治中闻讯摆酒庆祝，到场者有邓演达、陈延年、邓中夏、恽代英、陈赓、彭湃，以及也是刚刚抵穗的李富春、蔡畅夫妇。当夜，周恩来酩酊大醉，酒量惊人的他从未如此，他代喝了所有邓颖超的酒。新婚之夜他们的住所就是我们要去的文德楼，当时这是广东省委租下的房子。

　　我们在北京路上看了路牌，发现文德楼确实不远。我在赴穗之前已经做了功课，知道这是周、邓的婚房。《曙光》纪录片对于周、邓二人都有涉及，他们每人一集。在拍摄邓颖超的时候，我之所以力荐这处居所，是因为当年邓颖超只身一人来到广州，她不仅是来参加广东省委的工作，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和周恩来结婚。这样一个故事值得表现。

　　我们出门往南再往东，沿中山四路到文德路，携带拍摄设备一路问去，店铺人家只知文德路，而不知文德楼。岂不知，是先有文德楼而后有文德路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有大批华侨回国建房，那一带和东山口的小洋楼多诞生于彼时。看来文德楼知名度实在不高，好在不远，当我们行至文德路和文德东路交口时，已经看到。

　　文德楼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一排黄色的百年老楼，虽然墙皮都已经斑驳零落，但气象不凡。北方多是青灰色的房子，很少看见这样夸张的黄色，而广州留存的旧建筑之中黄色却为数不少。广州是中国最早开放的城市，这种绚丽的色彩，带有域外的气息，也是中西结合的产物。在1935年的时候，黄色曾被定为广州市的市色，五行之中土色为黄，更取炎黄子孙之意。广州是中国较早地明确提出城市色的城市。

　　现今文德楼的苍老和平常超出我的预料。它已经一百多年，建筑主体并未改变，只是巷口原有两扇铁闸和更楼被拆去，原来最初“文德楼”的横匾也已不见。它一直是民居，现在也仍然是，楼体之上有门牌也有文明公约，如果不是还有文物部门挂的标志，难以晓得它的历史身份。走过拱券之下的铁门，是一座n字形建筑，5幢3层的楼房连成一体，深长而凌乱的大院形成天井，楼道里摆放着各样花盆，竹竿上晾晒悬挂着的衣服，它非常广州，也相当平静。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婚房就在这座楼里，而在这座楼里一百年来不知又有多少年轻人结婚。幸运的是，站在天井里的我们，前能见古人，后能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感风范之长存。

　　1924年9月，周恩来从欧洲回国，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宣传部长，又任军委书记，并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虽然已至国内，但忙于工作，他与邓颖超依然不得相见。邓颖超彼时也在忙碌的节奏中，1925年3月她由团员转为党员，并任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在当年声援“五卅运动”之中，参加游行示威和请愿，开展抵制英、日货物的斗争，遭到反动当局的通缉。是年7月，按照党的指示，邓颖超经上海短暂停留，又转道登上赴广州的客船，代表天津各界联合会慰问省港罢工工友，并等待新的工作。8月7日，因周恩来无暇抽身，遂派陈赓拿着照片前往码头接人，而邓颖超已经按照地址来到文德楼。从此，周、邓二人开始了半个多世纪的婚姻生活。

　　新婚之后，邓颖超担任了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仍然为妇女工作而奔走。文德楼此后又住进了李富春、蔡畅夫妇。周、邓住3号2楼，李、蔡住1号2楼。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周恩来担任总理，而李富春曾担任副总理。而蔡畅曾担任全国妇联主席，邓颖超曾担任副主席和名誉主席。

　　我们去的时候，周、邓曾经的住宅深门紧锁。摄影师拍下了这个镜头，也录下了我们与邻居的对话，我们来之前并没有打过招呼，而我以为这种寻访其实更有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房主是华侨陈玉桃女士，她们一家已移居海外。她的父亲原也是美国华侨，上世纪30年代末买下了文德楼3号整幢的一至三层，传至她们一辈时她刚好分得二楼。据说当年其父买时，也并不知道这里是周恩来曾经的居所。

　　周、邓二人在此共同居住的时间并不长。婚后不久，周恩来任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政治部总主任兼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代表，前往潮汕地区参加第二次东征。邓颖超随后也赶赴汕头工作，后来他们才又回到广州的这里。

　　1926年3月，广州发生了“中山舰事件”，同住文德楼的国民党海军局代局长、中山舰舰长而实为共产党员李之龙被抓，于是周、邓等人搬离此地，至不远处的万福路南华银行，当时那是广东区委领导军事工作的所在地。

　　周恩来在1954年11月给邓颖超的信中还提及文德楼，充满感怀。周、邓携手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是从这里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