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进入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现代方向攻读硕士研究生。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分属两个教研室，但是有一些专业课是合着上，所以，攻读现代方向的我，也常常会上当代文学的课。于是，汤吉夫老师便进入了我的生活。

　　初见汤老师，就被他的风度折服。这种风度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威仪。高大匀称的身材，眉似卧蚕，眼若丹凤，鼻翼拱卫着高高的准头，再架上一副宽边眼镜，方方正正的国字脸上透出一种知识分子特有的斯文气质。上天赋予了汤老师福相，他也确曾极度辉煌，大学校长、作协副主席、小说学会副会长，所有这些经历，都和他的气质相得益彰。也是因为这种风度，使得汤老师永远都提着一股劲儿，一股既直率又要强的劲儿。

　　在我入学前一个月，中国小说学会首届小说大奖刚刚颁发完毕。那时汤老师已是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他为学会的运转、年度排行榜的排定及学会奖的颁发四处化缘。后来，每次小说排行榜结集成册，汤老师都会送研究生人手一本。记得2004年新年时，院研究生会组织活动，我们几个学生还排演了一个小话剧《逃跑》，就是根据2003年短篇小说排行榜榜首铁凝的同名作品改编，我还饰演了其中的人物老宋。

　　汤老师对学生的帮助同样也是不遗余力的。他曾说，在作家、学者与教师三个身份中，他最得意的是教师。我当年也是文学青年，有一个作家梦，并尝试着写过小说。一来二去和汤老师变得熟络，我就拿着自己的作品向他请教。汤老师很高兴，鼓励我多练笔，并将我的一篇作品推荐给《青春》，发表在2005年第11期。不过后来我并没有沿这条路走下去，汤老师似乎有些失望，他对我说，本来还希望我能写出更多的作品。现在想想真是一个遗憾。

　　一晃三年，2006年，研究生生活行将结束，我留在了本院办公室工作，另一个角色，是兼任中国小说学会办公室的秘书。在此期间，见证了汤老师为中国小说学会的发展所作的诸多努力。但因为做的是行政工作，于写作与学术日渐疏离，虽然也和汤老师时常会面，毕竟不如学生时代那么便捷了。

　　2015年，我从行政岗转到教学岗，主讲“写作”课。自己可支配的时间多了，闭目思过，惊觉这么多年来对那些帮助过自己的老师竟然联系得那么少。虽不是顿悟，也确实悔恨，需要来一次知行合一。于是，就再一次主动和汤老师接上了头，衔接得自然而然。他传授给我很多授课的经验，并给我推荐了很多开眼界拓视野的书。转眼之间就到了2016年，汤老师已经79周岁了。在中国很多地方，整寿要提前过，或者叫过虚岁。作为汤老师的弟子，大家纷纷表示要给他庆祝八十大寿。时间就定在了他生日当天，2016年9月28日，地点在天津迎宾馆6号楼。更为意外的是，他还指定我做此次活动的主持人。

　　9月28日，恰好也是孔夫子诞辰，于是我想到“圣诞”一词。个人理解，“圣诞”者，圣人之诞辰也，非一人专属，所有圣贤的生日，均可称为“圣诞”。“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参加‘圣诞节’。今天有两位圣人过生日，一位是孔圣人，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汤老师。”我便将这个作为开场词。效果还不错，大家都笑了。

　　“宝东，你想不想跟我去趟廊坊师院？”2017年5月，我接到了汤老师的电话。此次去廊坊有两个目的，一是给他的爱徒梁彦玲壮壮声色，二来带我进入课堂，观摩、取经。他告诉我，我是学院里第三个陪他去廊坊师范学院的人。我只能笑笑，迎接这份“殊荣”。那天早晨，当我开着车，带着两位“写作兴趣小组”的编辑提前赶到水蓝花园的时候，汤老师已经在楼下等候了。“写作兴趣小组”是我“写作”课的副产品，开设了一个公众号，每周会推送学生的作品，汤老师很关注，也很支持。

　　一路上，汤老师变成了导游，给我和两个小编辑狂补沿途风物知识。在廊坊师院，我们受到了热情接待。

　　下午，我们走进梁彦玲老师的课堂，结结实实地观摩了三节课。课堂内容是学生演出或改编或原创的剧目，很精彩。课程的最后，当然是由汤老师总结发言。

　　“一会儿你去替我说吧。”汤老师嘱咐我。我当然知道他的好意，要让我亮亮相，不过这种场合，只有他老人家讲话最合适。

　　当他颤颤巍巍地走向讲台，贴近话筒的那一刻，全场肃然。他简单回顾了自己在廊坊师范学院的生活，并对学生们的表现做了点评，鼓励大家保持对文学的热爱，保持对生活的热爱。

　　我们都在台下静静地听着，其实他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只坐在那里，已经是很生动的一堂课。

　　这就是汤老师，传递给学生的，永远是热乎乎的温度。

　　原以为汤老师从廊坊回来，要休整几天，哪知第二天上午他就给我打电话，约我去谈谈关于他的口述记录问题。这项工作其实一直在开展，但总停顿。后来我就从“写作兴趣小组”编辑里招募了九位志愿者，给大家排好班，去协助汤老师做口述记录，其间还帮他整理了一本小说集。

　　志愿者们做得很认真，汤老师很高兴，接长不短地就提出请大家吃饭，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正阳春”。这个工作很快告一段落。后来汤老师又联系我，因为还有一点补充，所以还需要人手继续整理，因为工作量不大，此次只找了五个人参加。2017年11月的一个中午，汤老师请大家在老地方“正阳春”吃饭，一方面答谢曾经的付出，一方面筹划下一阶段工作。我提出由我来请客，汤老师笑了：“这次人少，我请。下次把那几个人都叫上，人多，你请。而且我们要换个地方，去百饺园。那个时候，小说集也出来了，每人送一本。”志愿者们都欢呼起来。于是大家开始排班，准备投入新一轮的整理。

　　2017年11月17日凌晨5点43分，突然接到汤老师微信：“我病了安排的都作费（后来才体会到，可能因为匆忙才打错了字）。”因为当时正赶往机场，要去深圳参加中国红楼梦学会组织的全国性会议，我也没多想，还询问他是否感冒了，却没有收到回复。19日中午，汤老师走了。

　　我回到天津，去了他的家，看到两长排的花圈，送花圈的人中，有名头很响的文化人，也有默默无闻的学生。更令人感动的是，为汤老师做了三年饭的保姆，也买了一个花圈，用电动车带来了。

　　转眼五年过去了，有时我开车路过水上西路的水蓝花园，总会不自觉地望向他的故居，只是斯人已乘黄鹤去，世间再无汤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