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工作初始，我们都曾有许多年轻时的记忆，到了退休年龄，这些经过几十年积淀的青春往事，就会成为人生永久的回忆。国庆节长假的末两天，天津日报退休群里突然蹦出一则讯息，立刻让我泪眼婆娑：张京平于10月6日凌晨病逝，享年74岁。这个噩耗来得如此惊心，一时让人难以置信，京平那般健硕的体魄，怎会这么早地就走了呢！

　　我和张京平曾经做过同事，不仅同报社、同编辑部，而且同在“文艺周刊”当过编辑，那已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这样的同事关系，说起来也是一种缘分，我们共事的时候，京平接近而立之年，我刚20岁出头儿，都是在新岗位上从事心仪的工作。1978年10月，京平从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回到天津日报社，在文艺部当编辑。冬天，文艺部搬到了原资料室的二楼上办公，两间办公室还属于地震后的临建性质，薄薄的墙板轻易就被北风刮透，我和京平每天早晨7点半到单位，点火生炉子、做卫生，去锅炉房打开水，等其他同事上班时，办公室里已是暖意融融。

　　我们一起编辑“文艺周刊”时，京平经常谈起孙犁，谈他读过孙犁作品后的感想，有时也会到孙犁家中去。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每提到孙犁，京平的语气就变得非常崇拜，眼镜后面是一副极真诚的眼神。我们两人后来都在李牧歌的领导之下，那时京平主要是看小说稿，我负责诗歌和散文，李牧歌作为“文艺周刊”的主编，对稿件把关很严，我们看过和改过的原稿，她都要重新仔细地再审，毫不马虎。那时期的来稿量很大，不用的稿子还要篇篇退回，而经我们处理过的送审稿件，牧歌在审阅时还会有所改动，这样，稿子在发排前，我们也要再重新翻阅一遍，看看牧歌都有哪些改动，借此提高自己的改稿水平。

　　这种严格的编辑作风，对我们影响很大。京平爱写小说，有时会将自己改动多遍的小说，送交李牧歌。几天后，小说稿被退回，牧歌说了修改意见。京平总是很虚心地接受，日后再改。我喜欢写诗，有时也将自己满意的诗稿拿给牧歌，但也没太大把握。在我们一起与牧歌工作的那几年，记忆里，我和京平只在“文艺周刊”各发过一篇小说和诗歌。

　　但是，京平对李牧歌是尊重的，作品被退回后从无怨言，回去再改。他是喜爱文艺副刊编辑工作的，看小说稿很是努力、认真，发现好作品、好作者，常常会喜形于色，在办公室高声赞扬，毫不掩饰。有一次，他读到了塘沽一位叫肖元的女作者的小说《甜甜的泪水》，在“文艺周刊”发表后，社会反响不错，《小说月报》还作了转载。他特别兴奋，小说的作者和篇名，他好长时间都挂在嘴边，一有机会就会提起来。北郊区有位作者叫刘风雷，那段时间投来多篇小说，作品刊发后，京平很上心，认为是可以重点培养的作者。京平看稿时很投入，他花在版面上的时间是实实在在的，是肯于付出心血的。

　　工作之余，我们会聊起很多话题。他当兵时在部队农场，特别能吃苦受累，每天要扛很重的麻袋包；当过兵的人都豪爽，所以他能喝酒，属于豪饮的那种；他待人处事不虚伪，没听到他在背后议论过别人的不是。京平当时自身条件不错，跟我说过他严苛的择偶标准，多年后，他终于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漂亮的女医生。恋爱期间，京平常带着恋人去看电影和文艺演出，我们碰面作介绍时，京平便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色。他有了儿子时，我曾问给儿子起了个什么名字？他笑着告诉了我，我一听叫“张飞”就乐了：“咱儿子肯定秀气、俊朗，怎么起了个猛张飞的名字？”他笑着解释说：“不是张飞，是张非。”

　　说起来，我认识京平可能还要提前两三年，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从部队复员分到报社时，先在制版车间（暗室）工作。为摄影记者洗印照片的暗室在老报社二楼，我们经常在楼里楼外碰面，感觉京平对这项工作很专心，干得也很在行。他大学毕业后重回报社时，据说是找了总编辑石坚同志，说自己喜欢文学，愿意到文艺部当编辑。1982年，京平从文艺部调到工业部当记者，一年后虽又调回来，但不再编“文艺周刊”，而是负责文化消息的报道。再后来，京平当了党小组长，又被提拔为副主任。在报社组建文化部时，他被委派去做负责人。自此，京平由静变动，成为报道文化战线新闻的名记者，写了大量的文化消息，还投入精力撰写了王莘、马三立等文化界名人的专访和传记。

　　自京平调离文艺部，我们的联系逐渐变少。后来听说他下海去办公司，再多年后又回到总编室当副主任。几经辗转，京平离文学越来越远，但他还是将自己的作品，编成了几本专集，将自己多年的写作做了一个总结。这些文字，应该看做是京平的成长史，记录了一个文学青年曾经的文学梦：它们平凡，但坚实，普通却执着。

　　2019年，“文艺周刊”创刊70周年，我约京平写一篇纪念文章，他答应了。在电话里，我感觉京平说话有些迟缓，稿子也写得欠流畅，落款处他特别注明是“于病中”。但不管如何，这可能是京平留下的最后一篇文字，将“愿‘文艺周刊’常青常绿”的祝语，留在了版面上，这块苗圃也因此又多了一份园丁的祝福。

　　读着群里这则讣告样的讯息，我的眼前便现出京平年轻时的形象：他平时虽不讲究修边幅，但绿军衣仍是他的正装；他参加报社在水上公园东湖组织的游泳比赛，拿过名次；工作课间和午休时，就与同事打克朗棋、玩“拱猪”；他喜欢声乐，在音乐界有很多朋友，退休后加入过很专业的合唱团；部门老主任家的老太太病逝，我们第一时间赶去帮着料理丧事……去年单位体检时，我和京平曾见过一面，互致了问候。看着他那显得憔悴的面容，我感叹岁月无情，在我们相处的那几年，他旺盛的工作精力、奔波采访的劳碌、伏案写作的勤奋，曾是那样令人羡慕。记得有一次深入生活，他提出想去渔村跟船出海，我联系了塘沽诗人陈阿乐，头天晚上住到阿乐家，次日凌晨4点赶赴海边，乘坐机帆船出海捕捞。中午时分，我晕船厉害，不得不躺到船舱底部休息，而京平则一直在甲板上与渔民聊天，亲见了网捞的渔获，吃到平生第一次鲜美的“海餐”……

　　我确信京平怀有文学梦想，但他的文学之旅并不顺畅，他的激情、心力未能为此而全部释放。在新闻岗位，他听从安排、安心工作，而舍弃了自己的文学理想，这是令人遗憾的。不久前，我为一位文艺副刊的老朋友，写过一篇类似祭悼性的文章，他儿子看到后，打电话表示谢意：“我父亲生前有过许多朋友，在他离世后为他写文章的能有几人？”我听了不禁悲从心生，我和京平共事不过三五年，但我们相处相交得很好，我尤其怀念他为“文艺周刊”耕耘的那段时光，他为这块园圃尽过爱心、洒过心血，真心扶植、帮助文学作者，这样的人是应该被我们深深缅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