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方向和招生问题 

　　理论物理研究室成立后，主要面临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确定研究方向问题，第二个就是招收研究生问题。关于研究方向问题，杨先生在70年代曾多次表示，杨-米尔斯规范场已经研究得很多了，而杨-巴克斯特方程这套系统在物理与数学之间的联系及其应用和发展还是很有前途的。所以，杨先生就鼓励我们去做这个方向。我原来做的研究离这个还是比较远的，相当于在理论物理研究方面转了方向。招收学生的资格问题解决得比较顺利。1985年我去看望王淦昌先生时，他说起国务院成立了学位委员会学科组，专门评审博导资格，他和杨先生推荐了我当博导，后来很快就批下来了。1986年，我也获得了教授的职称，这样正好就可以招收博士研究生了。 

　　上世纪80年代初，国际上做杨-巴克斯特方程研究最突出的有两拨人：一拨是以法捷耶夫为代表的苏联列宁格勒学派，一拨是日本京都学派。法捷耶夫是苏联的院士，苏联科学院斯捷克洛夫数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部的负责人。由于贡献突出，他曾当选过国际数学家大会主席。杨先生觉得日本的京都学派太偏数学了，就要我们按照法捷耶夫学派的方向做下去，也就是关于量子反散射方法的研究。那时杨先生大部分时间在美国，没有互联网和电子邮件，我们就经常用写信的方式讨论问题。我记得杨先生从美国寄来的打字机打出来的考夫曼纽结理论的预印本，当时还没有发表过，我看了茅塞顿开，马上找到了下手的角度。后来我才知道，杨先生研究纽结理论从7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靠着与杨先生的书信讨论，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工作慢慢开展起来了。 

　　虽然有招收博士研究生的资格，但因为刚刚成立，南开理论物理研究室知名度还比较低，报考的学生也不多。当时报考的学生很少有来自国内顶尖大学的，主要来自兰州大学、东北师大和湖南师大。 

　　从东北师大招收学生主要得益于我在北大开会时认识了东北师大的王锡绂教授。王锡绂教授是留学苏联回来的，他知道我能招收博士后跟我说，他将来有不错的硕士毕业，就推荐他们来跟我读博士。我非常欢迎，因为王先生的水平很高，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一定不错。但是因为当时信息还比较闭塞，他不知道我已经从兰州大学调到了南开大学，他的学生薛康考博士就考到兰州大学去了。到那儿一看才知道我已经到了南开，薛康又背着行李，风尘仆仆地从兰州辗转来到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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