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得，己亥末，庚子初，随着新冠病毒在中国大地的汹汹肆虐，已经临近的春节喜庆氛围急转直下，骤然间被突如其来的疫情所笼罩。这个世所罕见的灾难，注定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为刻骨铭心的记忆之一。近三年来，尽管疫情不断变异，反复无常，但通过上上下下的合力抗疫，众志成城，疫情还是得到了有效阻击。在这个直面困境，共克时艰的曲折过程中，我们注意到，有担当精神和使命意识的作家，并没有缺位和沉默。

　　王晴川、李治邦最新创作的《天命》（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不仅为读者提供了极大的阅读共鸣，也是当下中国最早出现的抗疫长篇小说之一。作品经数易其稿，更有厚味。读罢作品，我既意外，又惊喜。意外，是基于某种担心。多年的阅读经验提示我，文学写作的所谓主题先行，或曰命题作文，向来就不好把握，特别是新冠疫情遍及全球，规模史无前例，尚属“现在进行时”，且暂时看不到终结的日子，这种未知状态，给小说创作设置了一定的叙事障碍。常识告诉我们，小说不是新闻报道，不是现场实录，而是更具隐喻深意的虚构艺术。这意味着，往往是新闻的结束，才会有小说的出发。小说是写故事的，“故”就是过去，“事”就是事件。《天命》写作是与初期抗疫同步进行的，把新闻现场迅速置换为文学叙事情境，其难度可想而知。说到惊喜，是说《天命》以一种超越性的书写姿态，勇于挑战主题性写作带来的局限，最终拥有了值得肯定的文本价值。

　　《天命》叙写了庄家三代为传承中医做出的种种不懈努力，气象纷繁，经纬交织，显露出某种“准家族小说”的艺术品相。小说开篇，庄合超赴德国参加世界中医经方交流大会，他的发言主旨，并非人们多次谈论的经方治疗与养生，而是就中医治疗传染病范畴发出独特之声，这个发言有些不合时宜，因为在有关传染病范畴，历来被认为是西医之长、中医之短，中医似乎没有太多可以夸耀的资本。面对质疑，庄合超非常自信，摆出了结结实实的例证，“十七年前，我随家父去驰援广州一线，在SARS（非典型肺炎）肆虐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所在的中医院创造了零感染、零死亡和零转重的记录。中医虽无细菌学说，但细菌早已被概括于邪气之论中，发展到了清代，大医吴瑭在其病原说的相关论述中就包括了人体内在、气候环境和致病物质三个方面，这比只重视病原体的现代医学理论似乎更为全面”，这样的“实锤”有理有据。他的结论是，对中医的价值需要重新认识，既要勇于传承，更要开拓进取，“中医不创新、毋宁死”。回到国内，即与新冠疫情狭路相逢，庄合超一直不离“前线”，不断积累中医临床实践，证实了自己中医可以防治重大传染病的观点，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小说表达的现实，应该能向读者传递某种“身临其境”和“感同身受”的审美场域。《天命》的作者深谙其妙，无论文本的整体构思，还是叙事径路，都可见出作者的独到之处。小说故事发生的时间和空间跨度比较大，这就为其运用“互文”结构提供了可能性。一方面，小说如实展示了新冠疫情在中国的爆发和漫延过程，突显鲜明的指向性和强烈的代入感；一方面，小说通过透视一个中医世家的冷暖命运，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在天津曾经出现过的霍乱场景，奠定了小说的故事走向和叙事语境。

　　这种“互文”结构是由两条主线完成的。一条是现实线。主线是庄合超与齐美琳、肖芸、庄仲衡老爷子之间的故事脉络。庄合超、肖芸远赴法兰克福参加世界中医经方交流大会，随即新冠病毒在中国滋生、传播，武汉从发现疫情、吹哨到封城，波澜起伏，风急浪涌，卫市如临大敌，积极行动。其间还附有一条副线，写庄妙妙与何锋在武汉封城过程中如何转危为安，齐美琳支援武汉怎样意外身亡，种种不测，为这条现实线的丰富饱满起到了激活作用。另一条是历史线。上世纪30年代，庄凤梧师徒以及与徐良英之间的一条线，叙述从拜师、接亲，到在中医事业发展过程中独挑大梁，中间围绕霍乱疫情，彰显民族气节，还穿插了国内外有关中医的纷争，以及日本医界关于汉医的命运遭际。

　　两条线前后照应，彼此映衬。庄合超之父庄仲衡的个人身份谜底在尾声中揭开，庄仲衡是庄凤梧会长的外孙，徐良英的儿子，其由徐姓改为庄姓，也算是庄家与中医事业的一脉相承，其中的坎坷磨难，令人唏嘘。至此，两条线融为一体，也相当于一部雄壮乐章的结束。其中，着墨最多的自然是现实线。一幅幅险情频仍的抗疫动态图景，在作家的笔下笔酣墨重，鲜活生动，真切动人。一群朴素清正、中规中矩，深怀悲悯之心的知识分子，面对一场特大疫情灾难，表现出悲悯而高尚的人道主义情怀，仿佛历历在目。这个惊心动魄的过程中，需要中西医的通力合作，共同作战，取长补短，救死扶伤，而不是自立山头，各行其是，方有胜利的希望。

　　《天命》的作者深谙文学终究是人学的美学奥妙，把医学专家作为普通人来写，写出了人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早年庄凤梧与徐良英之间的翁婿关系，庄仲衡与庄合超、庄合超与庄永昆之间的父子关系，错综复杂，令人难忘。印象比较深的，书中庄合超与齐美琳多年来相知甚深，齐美琳死后他对她的幻觉描写：“甬道里，灯光如白雪般地铺在地面上，他隐隐地觉得那些青白色的灯光还在簌簌地闪着，好像是她的眼睛。朦胧间，他看到她竟站在不远的前方向他微笑，笑容还是那么温柔……他恍惚了下，定睛再看，前面还是幽冷漫长的甬道。”有些“桥段”，比如庄永昆与景秀之间关于钱的交往和景秀的失踪，充满底层烟火气息，暗伏悬念，使人回味。

　　显然，作家没有先入为主地把《天命》单纯定义为抗疫主题小说。《天命》涉及历史上中医、国医和在日本的汉医，说的都是中国一种传统医学的存在，究根寻源，不仅仅是为中医讨个说法，更是现实生活的需要。作家进入中医专业知识领域时，明显做足了“功课”，如数家珍，深入浅出，情理兼具，强化了读者的认同感。事实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无论世界还是中国，对中医的争议一直没有停止，但大量医学实践都证明了中医疗效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以小说形式为中医正名，在文学领域很少先例，其探索精神，不可低估。

　　我还想到的是，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已经多次证明，不寻常的历史风景、社会际遇与生活波澜，必将可以激发有为作家独辟蹊径，倾力奉献不同凡俗的力作。人们有理由给予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