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无疑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从1860年开埠先后出现了包括军工、机器制造、化工、制药、纺织、建材、制革、面粉等一大批先进的制造工业，成为中国近代工业发祥地之一。

　　根据廖一中先生的研究，最晚至1903至1912年，在金属加工业厂、水泥业厂、火柴业厂、烛皂业厂、呢绒业厂、面粉业厂、榨油业厂、卷烟业厂、饮食品业厂、造纸业厂和燃料采掘业厂等11个行业中，天津创办的厂数占全国总数的10%以上者有6个行业，占20%以上者3个行业，资金占10%以上者7个行业，占20%以上者5个行业，皆处于全国前列。

　　至1933年全市共有工厂1213家，约占全国12个主要的工业城市全部工厂数的13%，仅少于上海，居全国第二位；全市当年工业产值近9700万元（法币），占12个城市总量的7%，居第四位；资本总额2300余万元，占12个城市总资本的8%，居第三位，其中棉纺织工业居全国第二位，而精盐纯碱的研制和生产，更是弥补了我国化学工业的一个空白，并且形成了门类齐全的生产技术系列，近代天津已然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工商业中心城市之一，“当时天津工业的资本额度和产值都位居北方各城市之首，从而使天津的经济地位在全国经济座次中越来越重要，形成南有上海、北有天津的格局”。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长足的发展，与当时天津工业企业的生产科技化和科技本土化密不可分。

　　天津近代工业的技术进步，从科技含量的递进层次来看，呈现出由出口原料、输入设备到仿制设备，再到自主创新的深化进程。

　　毋庸讳言，开埠后天津最早的工业多为外国洋行开办的出口加工厂，“这些工厂通常的规模一般是会有一两台机器的仓库，它们几乎代表了外国对天津工业的全部投资”。主要负责对当时出口的土特产品如黄花菜、药材、火石、乌枣与红枣、鹿茸、各种坚果、水果、棉花、腌菜等进行清洗、分类和打包。1860年英商隆茂洋行设立的打包厂，是天津工业史上第一家使用机器的工厂。此外，开设打包厂的还有英商的高林、华胜、安利德商的德隆和兴隆等。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得天津成为洋务派的试验场，当时由政府在天津兴办的工厂企业即使按照国际标准也是与时代同步的。与资本主义先轻工业再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发展规律不同，中国的工业道路是先军事工业后轻工业，天津工业的发展亦是如此。作为军事工业的天津机器局和大沽船坞及官督商办的开平煤矿都是引进西方设备最早的企业，不仅标志着天津近代工业的产生,也是近代天津进行技术变革的开端。这一时期，不仅生产设备要全部依赖进口，如大沽船坞的机床全是高价从英国进口的废旧设备，而且天津各军火工厂所用的铜铁原料和煤炭原料，“为款甚巨,皆从海外购来”，制造的产品也以仿造为主。

　　随着民族企业的发展，大规模的机器设备进口拉开序幕。据统计，1900至1910年天津共进口了价值近430万海关两的机器，年均进口43万海关两，从1911至1920年进口值更高达810余万海关两，年均进口约81万海关两。天津著名的六大纱厂中，锅炉是从英国拨伯公司和美国司特林公司进口的，发电机是从美国奇异电气公司进口的汽轮发电机，棉条、粗纱、细纱等机器则是从美国沙格劳维公司进口的。在大量引进西方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天津企业也开始对西方设备进行仿制，如天津郭天成机器厂从加工日本织布机零件到仿制日本织布机成功，这些对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也奠定了天津三条石地区机械业的基础和促进了中小企业的飞速发展。到1931年，天津很多较大的机器厂和铁工厂都能仿制外洋磨具制造机器。

　　科技的力量在于创新。在经过大规模的引进和初步仿制后，天津的工业企业也纷纷开始自主创新。1917年的永利制碱公司就经历了设备进口和技术创新的混合发展历程。虽然作为国内第一家大型碱厂，国内不能自制的如锅炉、发电机、压缩机、真空泵等设备均从美国购买，但在制碱的技术上，经过长期潜心钻研，打破了一直被苏尔维集团企业垄断的苏尔维法制碱技术，生产出了碳酸钠含量达99%以上的洁白纯碱，永利“红三角”牌纯碱也在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获得金奖，为中国现代化学工业奠定了基础。

　　与科技创新同步的就是人才队伍的创新。世界工业史的发展证实，凡是工业后发国家，都会面临本国技术人才培养的急迫问题。只有培养出一批能够懂得和掌握近代生产技术的本土人才，引进的先进科技才能真正意义上做到本土化。天津早期工业企业中的技术工人，大多来自南方地区，如天津机器局“所雇华匠，皆是香港等洋厂募来”，而洋务运动中建立的企业，都不同程度地延聘“西人教习”，为改变这种被动的局面，就必须培养本国的技术力量。

　　近代天津的科技人才培养一方面受益于赴美留学生的加盟，这批最早的留美学生，“除因事故撤回及在洋病故二十六名外，其余九十四名，均于光绪七年分作三批回华，头批学生二十一名均送电局学传电报，二三批学生内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二十三名，其余五十名经臣札饬津海关道周馥会同机器、电报各局逐加考验，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些留美学生成为近代天津工业企业的骨干技术人才。

　　另外，天津还先后开办有大量新型技术学校，如天津电报学堂、北洋水师学堂、总督医院附属医学堂、天津武备学堂、北洋医学堂、天津北洋大学堂、北洋工艺学堂（直隶高等工业学堂）等；部分企业还附设有文化教育机构，注重生产技术力量的培养，如劝工陈列所、实习工场、教育品制造所、北洋劝业铁工厂图算学堂等，这些教育机构无疑为天津近代工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奠定了源源不断的人才基础。

　　天津工业史在天津近代史中举足轻重，它不仅为“近代百年看天津”留下了丰厚的工业遗产与工业文明，更为今天天津“制造业立市”奠定了雄厚的历史基础与精神底蕴，提供着源源不竭的内生动力。

　　系列文章“天津工业史话”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杨仲达先生的系列文章“《曙光》纪行”。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