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1年8月，孙犁为姜德明所藏的《津门小集》写了一篇题记，谈到他进城初期在天津郊区一带采访的情况：“回忆写作此书时，我每日早起，从多伦道坐公共汽车至灰堆，然后从灰堆一小茶摊旁，雇一辆‘二等’，至津郊白塘口一带访问。晚间归来，在大院后一小屋内，写这些文章，一日成一篇，或成两篇，明日即见于《天津日报》矣。盖此初进城，尚能鼓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后则逐渐衰竭矣。” （见《孙犁文集·续编》第三卷）

　　天津是在1949年1月15日解放的。孙犁当日便与《冀中导报》的同事们一起，从河北胜芳镇出发，进入新生的城市参与创办《天津日报》。他回忆说，别人都是坐汽车进城的，唯独他和方纪两人非要骑自行车进城不可──这两位作家兼记者是要实地观看一下沿途的实景，切身感受一下天津这座北方大城市的风物和风情。彼时，硝烟尚未散去，城市刚刚苏醒，一切都将重新起步，新生活将在这里铺展开来。可以想见，孙犁当时的心情是激情豪迈的，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

　　从那一刻开始，孙犁便开始了一项坚持数年的采写工程：主动深入到天津的工厂和乡村，捕捉鲜活的素材，感受城市的脉动，以敏锐的新闻眼发现这座城市的新事物、新气象、新变化，并迅速披露于报端。前面所引述的那段文字，正是孙犁先生对那时“鼓老区余勇，深入生活，倚马激情，发为文字”的记者生涯的“夫子自道”。

　　孙犁当时在《天津日报》的实职是副刊科副科长，后被戏称为“报社二副”。他的本职工作本是编辑副刊。但是，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孙犁一直是以笔为枪，身兼二任：在家是编辑，出门为记者。而长期的办报生涯，更锤炼出其独特的新闻敏感和记者目光，这使他在进城初期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不愿蹲守办公室，宁愿奔波于城市的大街小巷，进出于工厂车间、郊区乡镇，去采访那些平凡的、鲜为人知的人和事。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五六年，直至1956年他生了一场大病，才使这一工程戛然而止。

　　对自己这一时期的工作，孙犁先生也有清晰明确的自我定位，那就是“我当记者”──在一篇忆旧文章中，他写道：“进城以后，我当记者，到南郊区白塘口一带采访。”（见《孙犁文集·续编》第三卷《风烛庵杂记》）

　　这些采写所得，就收录在这本薄薄的《津门小集》中。这些文字以往常被文艺界的朋友们视为一般的散文随笔；而今，我们从新闻的角度重读之，则完全有理由将其视为一卷新闻记者的采访札记，以新闻专业的文体分类法细分之，可谓是一组典型的“渐变式的新闻特写”──以这一新视角重新研读和阐释孙犁先生的这些作品，我们会发现一片新天。

　　（二）

　　应当说，最早关注《津门小集》，并对其进行初步定位的，是著名文艺评论家黄秋耘。早在1962年，他就在一篇题为《情景交融的风俗画》的文章中写道：“我听说这本小册子是作家在1949—1956年间，对天津市工人和郊区农民的劳动、生活、爱情和斗争……的零星记载，主要是将所闻所见，疾书为文，夹叙夹议。这些篇章甚至就是采访日记，并没有经过多少艺术加工。”（见《孙犁研究文集》）在这里，黄秋耘将这批作品称为“采访日记”，可谓知人之论。

　　接着，黄秋耘对孙犁的这些文章做了进一步的论述：“逐篇读下去，在我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幅幅色彩宜人、意境隽永的‘斗方白描’。有的是风景画，但更多的是风俗画。他们成功地把这个北方大城市的风景线和人民新生活的诗意的美融合在一起，既有小品文的纤丽韵致，又有诗歌的抒情色彩。而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几乎每一篇都洋溢着作者对新生活的热爱和歌颂，对劳动人民的温厚真挚的感情。怎能说这些速写仅仅是素材，而不是艺术品呢？”

　　黄的分析当然是站在纯文学的角度，即便是他对某些观点的纠正，也是以文学为立足点而言之。譬如，他不认为“这些速写仅仅是素材”，恰好说明在当时的文学界，可能普遍认为这类文章“仅仅是素材”，并非成品。然而今天，当我们从新闻的角度来矫正研读的视角时，我们可以说，这些文章无疑都是精彩的采访札记（或曰记者手记），就新闻诸要素而言，是十分完整且出彩的。

　　在此，我们不妨岔开话题，先来引述一些新闻观念，以为立论之基──我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入行”天津报界的，当时的新闻定义还在沿用陆定一先生的那句名言：“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及至80年代中期，一些新闻学者根据国外的新闻传播学的新理论，并总结国内的新闻实践，对原有的新闻定义进行了一次重要修正，改为“新闻是新近发生的变化的报道”。一词之易，蹊径别开──“事实”很容易被理解为是事件性的，包括突发新闻、政治新闻、社会新闻、文体新闻，等等，皆可包罗在内。但是，事件往往是在完结后才能呈现，有头有尾，来龙去脉，首尾完整，脉络清楚，方为事实。而在现实中，很多事件并非一蹴而就，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完结，更多的是逐渐发展，由渐变到质变，最后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事件，也有些根本就形不成事件，只是一种变化而已。因此，新的新闻定义适应了这一业态实况，将“事实”改为“变化”。而变化中的事实，既有突变，也有渐变。突变易于发现，而渐变则不易发现，往往需要一双异常敏锐的慧眼。

　　回顾我的新闻生涯，高峰期无疑是在上世纪80年代。因而，我对这一新闻观念是高度认同的，也一直秉持这种观念来评判新闻作品。以此为基点，重新定义孙犁先生的这一组采访札记，无疑是属于典型的“渐变式的新闻特写”──天津解放是一次巨大的“突变”，对于一座城市来说，不啻是天翻地覆，换了人间，这是此后一切变化的基础和前提。由此引起的一系列连锁变化，有的单摆浮搁，显而易见；更多的却潜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大众心态、城市景观、经济活动、人际交往……都在城乡之间渐次铺展开来。这些新变化，依照彼时的流行说法，皆可称为新生活、新气象、新面貌、新观念，并非如一场战斗一项工程一件大事那样，是直观的，一目了然。相反，这些变化是隐形的渐进的无声无息潜移默化的。这就需要更加敏锐更加精细更加独到的新闻眼光，去发现、去开掘、去撷取──而孙犁先生当时所做的恰恰是这样的采写工程，非新闻高手则不能办也！

　　当然，光有新闻敏感还不够，还要兼有文学素养和艺术表现能力，而这些刚好都是孙犁的强项。于是，一篇篇清新生动又亲切朴实的短文，就这样从他的笔下流出并迅速见诸报端了──

　　新中国成立前的工人只被驱赶着干活儿，谁会教你认字学文化？如今新中国成立了，工人当家做主了。当家做主哪能不识字还当睁眼瞎呢？这个变化被孙犁捕捉到了──“解放带给工人的种种新生活，最明显的就是学习。学习以接连的热潮展开了，把新的意识带到生活的最深处。”（见《孙犁文集》第三卷《学习》）

　　以前，工人在工厂干活儿，是给资本家卖命。而今，所有生产都是为了国家为了建设也是为了自己，节约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成为工人们自觉的行动。孙犁敏锐地捕捉到这样一个细节──“一个乡下的丈母娘，来到在中纺当工人的女婿家里，夜晚帮女儿给小外甥缝衣服，掉了一条线，就绕世界寻找起来。她说：‘我们在乡下，哪里讨换这样一条洋线，丢了多么叫人心疼！’感动了女婿和女儿，进到工厂更知道爱惜公家的财物。”（见《节约》）

　　以前都是包办婚姻，青年工人们哪里想过自由恋爱？而今，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工人宿舍里，这样的小景却已司空见惯──“中午，一个年轻力壮的人就睡醒了，他从房间轻轻走出来，到门口买了一个西瓜，招呼着一个青年朋友，他把瓜放在事务所的桌子上，抓起电话：‘你是女独身吗？王爱兰同志睡觉了吗？好好，没事没事！’就赶紧把耳机放下了。青年的朋友在一旁嘲笑他：‘这像话吗？’‘人家正在休息，人家正在争红旗，不要打搅她。来，我们到小院里石榴树下面去吃瓜！’”

　　讲完这个故事，孙犁以夹叙夹议的笔法写道：“这是青年工人恋爱的插曲。青年的女工们，现在才敢于爱恋这些青年的工人伙伴。”真是要言不烦，画龙点睛。（见《宿舍》）

　　小刘庄是工人聚集区，与城市中心区相比，这里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很少有记者光顾。而孙犁却悄悄走进了这些寻常巷陌，探访此处的新变化──“因为待遇的实际提高，使小刘庄大街面粉的销路增加起来，无谓的奢侈品减少了，合作社增加了朴素实用的货物。在拐角的地方，还有一个鲜花摊，陈列着盆栽的海莲、月季、十样锦，是卖给在职工宿舍住宿的工人的。”这里记下的是市场的变化。接着孙犁“目击”了街头的实况：“小刘庄正在修整街道和那些残破的房子，在边沿上，在清除那些野葬和浮厝，疏通那些秽水沟。这里的环境卫生还要努力改善。在摆渡口有一个落子馆儿，几个女孩子站在台上唱，台下有几排板凳，但因为唱的还是旧调，听的人很少。在街中心，有一个中年妇女出租小人书，内容新旧参半，只是数量很少。小刘庄应该有一家通俗书店，应该有一个完备的文化馆，工厂的文化娱乐，应该更密切地和工人家属教育结合起来。”（见《小刘庄》）

　　在孙犁的笔下，一个街区在新旧转换之际的真实图景，被摄录在简要的文字中。一个街区是这样，一座城市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由此一斑，可窥全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做这种新旧比较的，不唯孙犁一人。很多从老区进入城市的人们，很多获得新生的工人和农民，很多在旧社会饱尝辛酸的市民大众，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持续进行类似的比较。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在比较中，他们由衷地感叹：“生活是多么美好，多么芬芳啊！凡是有劳动着的人群的地方，都有着幸福和欢笑哩。”这段话，引自黄秋耘的《情景交融的风俗画》。黄秋耘进而坦承，孙犁的这些文章“唤起我一些美好的回忆，因为在这一段期间，我也是抱着同样的欣悦心情来看待生活的”。

　　黄秋耘与孙犁有着近似的人生经历，都是年轻时参加革命，都是干新闻出身，也都是进城干部……他能看出孙犁这组文章中具有“采访日记”般的新闻特性，他也能理解并赞赏孙犁对新旧社会转换中的种种细微变化的摄取和描摹，他因此而被孙犁视为最早的“知音”，良有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