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理由：著名物理学家、中科院院士葛墨林从20世纪70年代末结识杨振宁先生，20世纪80年代多次赴美跟随杨先生开展研究，后来在杨先生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南开大学数学所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创建和教学科研，在杨先生创建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初期又作为兼职教授短期参与教研工作。

　　在本书中，葛墨林院士以时间为线，记述了他对与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近半个世纪交往的深情回忆。其间穿插了许多令作者印象深刻的专题，既有国际视野的物理学研究，也有生动具体的日常生活；既有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也有真挚饱满的个人抒怀。其中很多内容和照片都是首次发布，具有一定的史料文献价值。

　　杨先生与陈省身先生的关系很亲密，同时应陈先生要求，在陈先生创立的南开大学数学所建立了理论物理研究室，因此他自1986年起直到2004年陈先生逝世前，尤其是1986年至1995年，多次来南开大学，有时一年来三次。

　　1986年6月，杨先生来到南开大学，考察有无条件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同陈省身先生讨论，认可南开的条件，又与陈先生及校长母国光、副校长胡国定等讨论，并由我执笔向国家教委打报告，建立理论物理研究室。

　　1987年，杨先生邀请法捷耶夫来南开演讲，法捷耶夫同意支持理论物理研究室的建设与发展，并派遣他的学生塔克塔金等来南开一年，帮助开展杨—巴克斯特系统（包括量子及散射方法等）的研究。

　　1987年后，杨先生每年都来南开看望陈先生，并对理论物理研究室的研究做出具体指示，规定我每年向他详细报告理论室的研究和工作情况。

　　1990年，杨先生提出和我在理论物理研究室合招博士研究生，过了一年获当时学位委员会批准。在严格考核后，孙昌璞被接收为合招博士生。

　　1992年，杨先生七十寿辰，南开大学为杨先生庆寿，理论物理研究室举办国际大会，约有250位外国学者出席了会议。当时正值杨先生恩师吴大猷先生到北京访问，吴先生、陈先生夫妇、吴大任先生夫妇得以在津门聚首。杨先生在大会致辞中讲到家国情怀，讲到自己的母亲时不禁潸然泪下，发言也因哽咽停顿了数分钟。杨先生在西南联大时的同寝好友黄昆先生也专程来南开参加了会议。前面也提到，为开好此次世界性的大会，杨先生捐献了计算机、打印机，并让他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黄美芳到南开提供打字等会议服务。此次国际大会后，理论物理研究室每年都会举办国际会议、讨论会，杨先生会帮助邀请国际一流学者参会。南开大学也会在杨先生重要寿辰组织学术会议等大型庆寿活动。

　　1997年，杨先生来到南开大学为物理系学生做了很长的学术报告。

　　2002年，陈省身先生为庆贺杨先生八十寿辰，在南开大学做了题为“数学之美”的报告，而后杨先生做了题为“物理之美”的报告，向陈先生和南开表达谢意。

　　2012年，南开数学所举办大型学术会议，并祝贺杨先生九十寿辰，全国有近30位中科院院士出席，包括九院贺贤土，中科院何祚庥、白以龙、赵忠贤等院士。潘建伟、向涛等优秀的青年物理学家做了学术报告。杨先生出席，全程听了报告。

　　2017年，南开数学所举办物理前沿会议，并为杨先生祝贺九五寿辰。约30位中科院院士，包括方守贤（高能所前所长）、陈和生（高能所前所长）、赵忠贤、张维岩等院士出席会议。一批优秀的中青年物理学家做了学术报告。天津市委领导会见了杨先生，杨先生在会见中发表了饱含深情的讲话，全文如下：

　　我们很荣幸接受天津市委、市政府的宴请。这次南开大学召开“物理前沿会议”，并庆祝我95周岁生日，看到这么多老朋友，非常高兴。不过我想，到我这个年纪的高兴程度，恐怕是年轻人一时不容易体会到的。

　　南开大学和天津，我记忆中最早的印象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那时我在北平成长，如果想买特别一点的洋货，在北平没有，要到天津中原公司来买。那是我第一次到天津，只是跟我父亲母亲路过一下。第二次到天津来是1974年，还在“文革”的时候，我记得那时住在一个从前的英租界，好像曾经是英国领事馆的地方，是一个很讲究的旧式小洋楼。我还顺便到南开大学进行了访问，那时完全是“文革”的迹象。再一次来是1986年，因为我的老师陈省身先生创办了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他特地把我找来，让我帮他搞一个数学物理的研究室。

　　从那以后，我就和南开产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事实上，那以后的十几年，我确实帮南开数学物理研究室做了一些事情，包括在香港捐了一些钱，帮助他们召开国际性会议。我还曾特地在香港买了制造咖啡的机器，解决了喝咖啡的问题。我还把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的秘书带来，帮他们服务了一个星期，因为南开大学那时候没有够多懂英文的秘书。我也曾给南开的陈省身数学所介绍了人才与研究方向，是略微有过一些帮忙的。

　　非常高兴中国从那时候到现在有了惊人的发展。我想，这些发展再过一两百年，会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的历史上一个大奇迹。当然，日本明治维新以后，也是奇迹般的成长，可是它的困难的程度、人口的规模、经济的规模以及当时整个世界的局势，拿来跟中国今天的奇迹比，还是非常小。

　　从这方面来看，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因为我小时候看见了中国落后的情形，后来到外国去，看到了中国人被外国人欺负、藐视的情景。像翁帆就没有这个经历。没有这个经历，对于今天中国的成就跟我的感受不可能是一样的深。我非常高兴，在我晚年的时候，能够看到中华民族已经成为21世纪世界的领袖之一。大家都说20世纪是美国的世纪，我想现在要是问世界上有见识的人，同意不同意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绝大多数人都会同意的。

　　天津的具体发展我不太清楚。不过，我记得我曾经这样讲过，我离开中国的时候是1945年，假如那个时候是旧中国的话，1971年我回来，所看到的是新中国，改革开放以后，我所看到的是新新中国。新新中国不得了的发展，是我今天特别有深深感受的地方。

　　网上常常有很多文章，说中国科技不行。我一直认为，这是因为没有弄清楚。中国科技的发展不是非常之慢，而是非常之快，因为你必须从起点来看。1930年前后中国才有研究生。陈省身先生就是最早的一位。而他在1944年就发表了一篇文章，震惊了世界数学界。南开大学前几年举办了安葬陈先生骨灰的典礼，安放了一块石头，上面刻的就是陈先生那篇文章的精髓。从整个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是很乐观的。改革开放以后，许多从中国到美国念书的研究生，他们的学习态度、学习能力，还有他们的人生观，跟美国的学生不一样。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国的教育哲学，是中国伟大复兴的动力之一。

　　单讲政府对于科学家的态度，美国和中国就完全不一样。可能大家不是很了解。像李书记（指李鸿忠书记）这样和我们学科学的人一起交流，这在美国可以说是不可能发生的。举个例子，1986年里根是总统，那一年包括我在内的约10个科学家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奖章”。我们要排队进白宫，10个人在白宫的侧门等候，因为下小雨，所以大家都不太高兴。至少等了半个多小时才一个一个经过安全检查进入白宫。进去以后，里根总统讲了几句话，我们就一个一个走到他的面前，他给我们颁发了奖章，并与每人照了一张相以后就离开了，没有同我们一起喝咖啡，我们每个人只拿到了一张自己和里根在一起的相片。这不是一个大的事情，可是所反映的是美国整个社会的状态。那么你说为什么美国的科技发展这么成功呢？这有别的原因。可是单讲政府对于科学发展的态度，中国政府的态度是远远超过美国的。

　　这次很高兴，天津市委、市政府特别请我们大家来谈谈。我相信，天津的科学家、天津的大学还会继续帮助天津把经济、科学等都搞上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