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高质量发展”是“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二者定位各有侧重。从二者关系上来看，“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互为支撑。“投资于物”为“投资于人”提供了必要物质条件，“投资于人”为“投资于物”锚定了核心价值指向，必须把“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的内涵界定
在推进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构成了理解中国发展逻辑的关键维度，前者表征物质资本的积累与技术进步，后者指向人本身的素质提升与价值养成。深刻理解两者的内涵是实现其紧密结合的理论前提，也是准确把握“投资”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功能与定位的必然要求。
从概念上来看，“投资于物”是指投入资金资源以形成实物资本的行为，涵盖以交通、通信、能源等为代表的基础设施，以及厂房、机器设备等生产性固定资产。这种投资的本质在于通过物质资本积累扩大生产规模、改善技术条件，以提高生产效率。在“资本增量”维度，通过增加单位劳动者所能支配和运用的生产资料数量，产生规模效益，在“技术提质”维度，推动科技进步成果进一步转化为先进设备、凝练形成优化的工艺流程，形成技术优势，从而系统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从宏观层面来看，“投资于物”直接体现为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从微观层面来看，“投资于物”形成社会固定资本存量，其价值实现机制在于发明创造新型生产工具和形成优化的工艺流程，有效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降低成本；从经济发展层面来看，“投资于物”的长期功能在于提升社会整体生产能力和潜在产出水平，为经济的长期发展奠定重要基石。
“投资于人”是指通过投资提升个体和群体知识、技能、健康水平的行为，其具体形态涵盖教育、职业培训和终身学习等知识技能培养活动，医疗卫生等健康投资，以及就业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网络等制度环境建设。从本质上看，这种投资旨在实现劳动力的质性升级，它不再局限于劳动力简单再生产的范畴，而是通过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水平、专业技能和健康状况，从根本上增强“活劳动”的复杂性与创造性，将人口资源转化为可持续增值的人力资本。与“投资于物”不同，“投资于人”所蕴含的意义更为丰富，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在效率方面，“投资于人”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和驱动经济发展内涵式增长的源泉；在结构方面，“投资于人”通过培育高素质人才引领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推动经济结构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在发展理念方面，“投资于人”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根本价值旨归，实现了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有机统一，为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提供深厚的人文支撑。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必要性
进入新时代，传统增长模式边际效益逐步递减。过去严重依赖要素投入扩张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持续面临资本回报率走低、资源环境约束收紧、原材料成本上行等多重压力。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阶段，物质资本投入的拉动效应逐步减弱，单纯依赖“投资于物”已经难以满足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人口质量红利”的潜力亟待释放。将“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突破经济增长瓶颈、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路径。
从生产方式来看，“投资于物”需要由“投资于人”提供新动能。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由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组合搭配而开展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劳动者是决定性因素。要转变传统的“投资于物”盲目追求规模扩张和粗放发展的特征，首要工作就是不断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能力。在数字经济时代，特别要提高劳动者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能力，让人驾驭技术，让劳动者善用人工智能，从而进一步提高“投资于物”的整体效率。提升劳动者素质能力的过程，就是一个“投资于人”的过程。实际上，新质生产力本身也是新型劳动者与新型生产资料紧密结合培育出的“先进生产力”。
从生活方式来看，“投资于人”需要“投资于物”提供物质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投资于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要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综合素质，满足其自身发展的各种需要。从人的全生命周期来看，“投资于人”不仅着眼于劳动者的素质能力提升，也注重满足进入劳动岗位之前和退出劳动岗位之后的各群体生存和发展需要，这也就是要投资于“一老一小”，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康养经济、托育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医疗卫生、养老保健、教育培训等各项事业，这些都需要高质量“投资于物”所提供的供给保障。从各群体的差异性来看，“投资于人”还要着眼于缩小和消除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健康人群和残障人群之间的发展差距，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投资于物”提供多样化的物质资料和公共产品，满足人民群众差异化生存发展需要。
“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实施路径
在实践中推动“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可以从以下几条路径着手。一是要发挥不同所有制作用，形成多元互补的投资动力；二是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提供合理激励；三是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构建良好的流通环境。
发挥不同所有制作用，形成多元互补的投资动力。一方面，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发挥战略引领作用。在“投资于物”方面，国有企业要聚焦构建国家战略安全与产业竞争力的物质基石。推进“政产学研用金”协同创新，确保产业链上游的资源稳定供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培育壮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在“投资于人”方面，要侧重于构建高质量、全周期的人力资源开发与保障体系，健全人才自主培养机制。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特别是民营企业要释放创新活力，民营企业应按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在“投资于物”上进行精准高效布局。在教育领域，通过设立专项发展基金等方式，鼓励民营企业与专业机构主导创办高水平民办大学等。在医疗领域，鼓励民营医院重点投资建设集医疗、康养于一体的医养结合型综合体。在文化领域，针对个性化经营主体，鼓励民营企业投资创作兼具审美价值的影视短剧。民营企业应在教育、医疗与文化领域，将上述政策红利精准转化为人力资本红利。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和实训平台，通过订单式培养、企业导师进课堂，缩短毕业生从“学校人”到“职业人”的距离；投资培养基层全科医生与健康管理师，以及精通数据解读的“数字健康顾问”，为居民的健康管理提供技术支撑；挖掘、培育深耕科幻、文博、旅游等领域的精品内容创作者，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沉浸式体验，以高质量的文化产品，不断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
优化收入分配格局，促进两类投资协同发展。一方面，在宏观上，国民收入按最终用途分为积累和消费两个部分，调整好二者的比例关系是促进“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关键。当积累率较高时，意味着更多资源被配置于物质资本形成与基础设施建设，侧重于“投资于物”；当消费率较高时，意味着更多资源直接用于满足当前民生福祉与人力资源投资，侧重于“投资于人”。为协调好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国家的中长期发展规划应发挥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宏观政策引导经济运行向更具韧性的均衡状态调整。从财政政策维度来看，财政政策要完善消费券与贴息政策体系，建立精准高效的消费券发放机制。从货币政策维度来看，货币政策要适时有效降低存贷款利率，调节居民储蓄收益，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引导居民将更多收入用于当前消费与人力资源投资，提升企业的投资意愿。另一方面，在微观上，缩小收入分配差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是提升整体消费能力和消费质量的重要基石。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落实“提低、扩中、调高”综合性举措，是优化收入分配结构、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的核心抓手，也是夯实内需根基、培育壮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路径。收入分配改革既要做好存量调节，也要打通要素收益向居民部门传导的通道，畅通要素报酬转化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渠道，让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升基本同步，持续拓宽普通劳动者增收空间。一是在初次分配中，要不断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数据等各类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初次分配机制，为劳动者自主“投资于人”提供坚实的收入保障。二是在再分配中，要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增强税收调节能力，减轻低收入群体家庭负担，调节高收入家庭收入，同时通过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提高转移支付精准度等方式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基本消费能力。三是在第三次分配中，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将资源配置更多地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领域。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提供良好环境。要素的顺畅流动是打通“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联动转化通道的先决条件。各类生产要素只有打破地域、身份、评价机制带来的分割壁垒，才能让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双向适配，充分释放要素组合的创新效能，为产业提质扩容和居民增收赋能。首先，破除要素流动壁垒，实现“物”与“人”高效匹配。一方面，要深化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劳动力和人才的跨区域自由流动；另一方面，要加快建设统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打破“唯学历、唯职称”的隐性壁垒，建立以创新成果、实践能力和市场价值为核心的市场化人才评价体系。其次，畅通商品服务流通渠道，保障“投资”成果的价值实现。一方面，要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确保各类经营主体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对教育、医疗、文化等兼具“投资于人”属性与消费特征的服务领域，要鼓励优质服务资源跨区域供给。另一方面，构建现代流通体系，发展物联网，降低全链条制度性交易成本，统筹规划建设一批国家物流枢纽。同时，大力推进物流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提升物流标准化水平，降低“投资于物”所生产的产品的分销成本。最后，统一市场规则标准，引导投资方向，提升供给质量。一方面，着力健全高标准市场体系的基础制度，尤其要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保障“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所形成的技术创新成果的合理收益，激励微观主体持续进行研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另一方面，实施高水平产品与服务质量标准引领战略，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协同发展，鼓励企业和社会团体制定高于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引导更高标准生产设备配置与更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相匹配，推动“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在更高层次上有机结合。
（作者分别为教育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