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孩站在红军坟前的女卫生员铜像旁，看着英烈墙上的名字：龙思泉，男。男孩大为惊讶，喊道：“姥姥快来看，这个人明明是女的，墙上写错啦。”

　　明玉赶过来，只看了一眼，眼眶便湿了。她一手摸着孩子的头，一手擦眼泪，默默念叨：“爹，找到了，终于替您找到了，您可以安息了。”

　　男孩更惊讶了。“姥姥，太姥爷总让咱找的红军坟，就是这个吗？可这铜像是女的啊，墙上怎么给写成男的了？”

　　明玉蹲下来，伸手摸着孩子的脸，说：“之前没人知道这位红军小卫生员的名字，他被敌人杀害时只有19岁，开始人们叫他‘小红军’，后来传着传着就叫成‘小红’了。再后来，遵义当地要为他建铜像，既然叫‘小红’，当然是女人了，所以就把他雕成了女人。再往后，才得知他是男人，身份也最终被确定。龙思泉，他就是太姥爷让我找的人。”

　　陵园里庄严肃穆，天上的云洁白无瑕。

　　1935年1月，红军长征到达遵义，龙思泉随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二营进驻遵义城南的桑木垭一带。那时，遵义正面临一场传染病 “鸡窝寒”，也就是伤寒。方圆几十里的村寨九成都空了，百姓缺医少药，疾病缠身却无钱医治。

　　龙思泉除了担负全营的防病治病工作，还积极为驻地群众看病。不管白天黑夜，刮风下雨，只要有人找，他总是有求必应。

　　一天，一个中年农民从二十里外的松木岭赶来，跪在龙思泉面前，请求红军为他病重的父亲看病。经上级批准，龙思泉背上药箱翻山越岭，来到松木岭。

　　经查，患者得的是伤寒。龙思泉给患者打针服药，当晚住在患者家里。第二天一早，患者病情好转，龙思泉告别老乡，准备返回部队。可当他推开房门，发现不大的晒谷场上站满了人，大家听说红军的神医来了，都来找他看病。

　　龙思泉很为难，按规定他必须按时返回部队，部队更需要他，何况部队随时有开拔的可能。可是，他看着赶来的乡亲们，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拄着拐杖的老人，有高烧不退的孩子。他心里一热，便决定再多留一天。

　　等他第三天返回驻地时，发现部队已经出发了。营长托房东刘大伯给龙思泉留了纸条，让他沿着部队出发的方向追赶。

　　刘大伯和乡亲们一起送别龙思泉，不想龙思泉刚走出不远，就传来三声枪响。原来龙思泉给乡亲们治病的消息被敌人得知，敌人派特务跟着龙思泉，伺机将其杀害。

　　当地没人知道他的名字，刘大伯带领乡亲们将他就地安葬，给这座坟起了个名字叫“红军坟”，把坟的主人叫做“小红军”。大家都知道，小红军年纪不大，还是个大男孩。

　　红军撤走后，国民党卷土重来，红军坟被毁。刘大伯悲愤难当，他号召村民说：“大家走过路过，一人添一捧土。红军坟，必须留下来！”没多久，一座新坟又被村民们重新修好。

　　60年后，坟的主人终于有了名字。

　　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将红军坟从桑木垭迁入园区，当时，没人知道坟的主人到底是谁，只知道是一个很年轻的红军卫生员，群众都叫他“小红军”，传着传着就成了“小红”。

　　1990年，当地铸造了一尊铜像安放在墓前。因为一直被称为“小红”，铜像就被塑成了一个女卫生员怀抱婴儿，拿着汤匙喂药的形象。

　　后来，时任第三军医大学校长的老红军钟有煌，有一次带领学员来到遵义，听说了“红军坟”的故事，想起当年他在红三军团五师十三团任军医时，“遵义会议”后部队开始“四渡赤水”，二营有一名叫做龙思泉的卫生员，因外出给老百姓看病没能归队，一直下落不明。离休后，钟有煌反复论证，最终提出红军坟主人是龙思泉的观点。

　　1995年，中共遵义市委党史研究室根据钟有煌提供的材料，经调查核实，最终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龙思泉烈士。

　　一个被叫了60年“小红”的男人，终于有了自己的名字。而那座铜像，至今依然是一个女卫生员的形象。

　　故事讲完了，男孩眼里噙满泪水。“姥姥，龙思泉叔叔好伟大，我觉得那位刘大伯也很伟大。”

　　“刘大伯就是你的太姥爷，我的爸爸呀。”明玉说。听到这话，男孩眼睛一亮：“姥姥，下周学校演讲比赛，我就讲红军坟的故事！”

　　本版题图  张宇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