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克勤先生是天津社会科学院令人景仰的前辈学者，也是新中国伦理学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的学科奠基者之一。从新中国成立前的艰苦求学，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大学学习；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习哲学、参加工作，到改革开放后投身伦理学研究和学科建设，温克勤先生紧跟时代步伐、走向学术研究、推进学术创新的人生历程，绽放了学术生命的绚丽之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他将自己的学术生涯与中国伦理学学科建构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推进中国伦理学发展贡献了自己的独特力量。
人生选择与思想底色
1936年农历八月十五，温克勤出生于海河下游葛沽镇的一户平民家庭。7岁那年，父亲病逝，此后母亲靠帮人纳鞋底、洗衣服、做保姆养家糊口，拉扯三个孩子长大。1945年春，他进入葛沽私立小学学习，一年后因交不起学杂费而短暂辍学，之后转入带慈善性质的半私塾性的自静堂小学，后又转入正规小学。新中国成立后，新社会新气象，让温克勤感受到人生道路的光明前景，他心里非常高兴，积极参加游行等各种庆祝活动。“我的童年将要结束的时候，迎来了幸福的曙光。”温克勤后来回忆道。
1950年春，温克勤考入葛沽中学，不仅勤奋学习知识，还积极学习革命道理，追求思想进步。1951年4月，他在葛沽中学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3年9月考入塘沽中学上高中，高中阶段的政治课、历史课学习，让他对党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亲身经历的新旧社会的鲜明对比，更加坚定了他追求进步跟党走的人生信念。高二时，他向党组织递交入党申请书，并于1956年3月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高中毕业后，组织上推荐温克勤报考北京工业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学机械，然而他对理工科兴趣不大，唯独对政治理论课产生浓厚兴趣。1957年5月，温克勤从北京工业学院退学，后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在人大，他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外哲学史，系统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后来从事理论工作、开展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大学后期，温克勤对伦理学产生浓厚兴趣。有一天，他在王府井逛旧书店，见到温公颐先生的《道德学》，觉得内容充实、说理明白，非常喜欢，便用一个月仅有的一元零花钱买下来，一边认真研读，一边在书上写批语。多年后，他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正是温公颐。得知温克勤曾读过自己的《道德学》，温公颐先生颇为高兴，希望他将此书赠给自己。温克勤欣然将这本《道德学》赠给了作者本人。
1962年大学毕业后，温克勤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政教系任教。此后十多年间曾被借调到教育部高教司等多个部门工作。1976年调到天津市委宣传部《学习通讯》杂志社工作。1979年调入南开大学哲学系。时值改革开放之初，哲学社会科学迎来繁荣发展的春天，伦理学开启了恢复学科建制、建构学科体系的新历程。出于对这一学科的爱好和提升社会道德的使命感，温克勤将研究方向聚焦到伦理学上，走上了伦理学教学研究的道路。1982年，他调入天津社会科学院，后历任哲学所、伦理学所所长，为伦理学领域的学术研究、期刊建设倾尽心力，筑就了属于自己的学术高峰。
学术贡献与思想主张
1980年6月，中国伦理学会成立暨第一次全国伦理学研讨会在无锡召开，温克勤提交了论文《研究我国古代的伦理学遗产》，受到与会学者重视。这次会议对他的学术人生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后来回忆道：“中国伦理学会的成立，使我从一个伦理学爱好者变成一个伦理学工作者。”1982年7月，他参加中国伦理学会在北京密云召开的座谈会，张岱年先生作了《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方法》专题报告。这次会议使温克勤萌生了编写一部中国伦理思想史的念头，为此，他与陈瑛、唐凯麟、徐少锦、刘启林等学者合作，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史》一书。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该领域较早的系统性著作之一。此后，他一直从事中国伦理思想通史的研究工作，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2013年，他还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伦理思想简史》一书，系统阐述自先秦至近代的中国伦理思想演变历程。
在编纂通史的同时，温克勤围绕中国传统伦理的核心命题展开持续的专题研究。他系统梳理了先秦儒家的思想资源，指出崇仁重义、尚礼贵诚、重智尚勇、贵和执中、自强厚德、爱国奉献等思想精粹，在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将儒家伦理从“封建意识形态”的单一标签下解放出来，还原其作为民族文化精神资源的历史地位。他对长期存在的“逢儒必反”的思维定式保持警觉，主张辨析儒家伦理的合理成分与历史局限，不能因为批判封建主义就将全部传统道德一概抛弃。他既深入研究康德伦理学，撰写了研究康德批判幸福论伦理学的论文，也深入研究儒家的义利之辨，在中西伦理比较方面进行深入思考。在改革开放之初，伦理学领域旧的框架已被打破，新的范式尚未建立，研究传统伦理仍然是一个需要谨慎对待的领域。温克勤的做法是回到文本和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去理解中国传统伦理的本来面目，这种审慎而理性的态度，恰恰是当时学科重建最需要的东西。
在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温克勤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他批评“人性是道德的根源和基础”的观点，认为这种看法“重复了历史上人性道德观的错误”，违背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他批判道德相对主义，指出其“割裂特殊与普遍、相对与绝对的辩证统一关系”，在实践上会导致“道德信仰、道德权威的危机”和“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的流行。在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争论中，他旗帜鲜明地坚持集体主义的道德原则。他认为，应将集体主义原则本身与贯彻实施中出现的偏差区别开来，集体主义不仅不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对立，而且有了它的导引，市场经济才能健康发展。为此，他撰写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集体主义道德》一文，该文荣获第三届（1993年度）“五个一工程”奖。
温克勤高度重视伦理学的实践价值，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的道德建设。他认为，伦理学不能只停留在书斋和课堂上，更应该从学术殿堂走向社会大众，发挥其改造和提升人的精神世界的实践功能。为此，他牵头主编了《干部道德教程》《家庭伦理道德读本》以及“中华五千年美德丛书”“公民道德教育丛书”等大量普及读本，其中“中华五千年美德丛书”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这些学术成果紧扣当时公民道德建设的需要，为提升社会文明素养发挥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学会建设与办刊育人
中国伦理学会的成立，标志着伦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我国的正式恢复，也为后续学术平台的建设奠定了组织基础。温克勤从学会成立之初即积极参与其中，从第一届理事会成立起一直担任理事，历时二十余年。他还参与筹备建立了天津市伦理学会，先任副会长兼秘书长，1985年起任会长直至2004年底，为伦理学的学术组织建设做了大量工作。由于在伦理学研究和学会建设方面作出突出贡献，2010年，他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在温克勤先生推进伦理学学会建设和学科发展的工作中，创办《道德与文明》期刊是一个影响长远的重要举措。改革开放初期，社会道德生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加强道德建设和伦理学研究成为全社会共识，这急需一个围绕伦理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交流研讨的学术阵地。在此背景下，1980年8月，尚在南开大学任教的温克勤先生与天津社科院哲学所曹瑞亭老师，以天津社科院哲学所为依托，创办了一份油印《伦理学简报》，印发给天津市伦理学会筹备组成员和中国伦理学会理事。1981年6月后，简报发放范围扩大为天津市伦理学会会员和中国伦理学会会员，并明确这份简报由天津社科院哲学所与中国伦理学会秘书组联名合办。这份简报初步搭建了一个服务全国伦理学界的学术交流报刊平台，受到广泛欢迎。
1981年11月，在安徽屯溪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伦理学会研讨会上，中国伦理学会决定创办伦理学专业学术期刊。鉴于已有的合作基础，中国伦理学会决定与天津社科院合作办刊。1982年8月，温克勤调入天津社科院，专门负责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刊物最初命名为《伦理学与精神文明》，为内部发行期刊，1982年10月出版试刊号，1984年转为公开发行，1985年更名为《道德与文明》。这是改革开放后我国第一家伦理学专业期刊，也是当时全国伦理学界唯一的学术刊物。刊物创办后，李奇、罗国杰、陈瑛等著名学者先后担任主编，温克勤先是担任常务副主编，后又担任主编，并一直主持编辑部工作，直至1996年退休。为了办好这个刊物，他十多年奔走于京津之间，组稿、看稿、送审、出版印刷、筹措经费，可谓悉心经营、殚精竭虑。在经费紧张时期，为节省差旅费，他每次到北京办事或开会都尽可能当天赶回天津，不在旅馆住宿。如实在赶不回来，他就在北京站旅客休息厅小睡几个小时，次日赶早车回津。在全国伦理学界支持下，经过以温克勤等人为代表的办刊团队的辛勤付出，《道德与文明》在全国学术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成为全国伦理学界推动学科建设、培育学术新人、促进学理创新的重要阵地。
回望温克勤先生的学术人生，他在旧社会经历了贫寒与苦难，在新中国得到培养和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实现了自己的学术理想，在伦理学的多个领域留下了开拓性的成果。这些成果至今仍惠及学界，值得我们深入研究、认真学习，也鼓舞我们以更大勇气推进学术创新，以更好业绩奉献给时代和人民。
（作者李会富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副研究员；关欣系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本文撰写得到温克勤先生哲嗣温宇先生大力帮助，特此致谢。）
学人小传
温克勤（1936—2022），天津葛沽人，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在北京师范学院、天津市委宣传部、南开大学、天津社科院工作。曾任天津社科院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所、伦理学所所长，《道德与文明》常务副主编、主编，曾兼任中国伦理学会理事、常务理事，天津市伦理学会会长等。出版著作十多部，发表论文二百余篇。两项成果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四项成果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被中国伦理学会授予终身成就奖。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