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在周恩来的帮助下，范长江从西安启程抵达延安，他终于见到了红军。

　　1935年，当红军的队伍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范长江就想去研究红军北上抗日的问题，最好能到红军队伍中去。此前，1934年下半年，他成为《大公报》特约通讯员，得知该报有个旅行记者、画家叫赵望云，在河北农村旅行写生，旅行记者不是正式记者，不付工资只给稿费，但可以借支。这个模式启发了范长江，1935年5月，他从北平赶至天津找到《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希望对方给他一个证件和一个名义，并介绍一些地方旅馆和社会关系，以支持他的西北考察。在得到胡政之的慨允之后，范长江从天津塘沽乘船南下，经烟台、青岛到上海，再沿长江西行，经重庆到达成都，又踏上前往西北的漫漫征途。此间他写下数篇文字，频频见诸报端，然而，直到他结束西北考察回到天津，正式成为《大公报》记者，著作《中国的西北角》出版并风行全国，中央红军经过长征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他那到红军中去的愿望也没有实现。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不久，西安事变爆发，范长江当时正在绥远，听闻消息决定前往报道，怎奈交通封锁，直到1937年2月才抵达西安杨虎城公馆，他在那里见到了周恩来。方蒙在《范长江传》中记载，周恩来对范长江说：“你在红军长征路上写的文章，我们沿途都看到了……我们红军里面的人，对于你的名字都很熟悉，你和我们党和红军都没有关系，我们很惊异你对于我们行动的研究和分析。”2月5日，周恩来与范长江作竟日之谈，之后安排专人陪送他前往延安，如此信任垂青，皆因范长江的多篇有关红军的报道。那些文章并非单纯的通讯类报道，而是对红军长征的深度解剖和推论，至今读来仍觉高屋建瓴。范长江文笔老辣，虽未在红军之中，却对红军的军事行动与长征形势分析颇深，实在难以想象他执笔的时候只有26岁。

　　因为风格主旨不同，范长江当时专门描写红军的七篇通讯并未收入1936年8月初版的《中国的西北角》，只是在《大公报》上单发，直到2025年北京出版社“勘注增补本”才得以补全，读者欲知全貌，现在极易搜求。其实在范长江1935年5月开始的西北考察中写下的报道里，不时散见其对红军和长征的记述与评价，足以证明他确实和红军神交已久。

　　范长江撰写的反映红军长征的通讯，第一篇是《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此文于1935年9月4日在兰州写就，当即邮寄到天津，于9月13日和14日在《大公报》连载。总编辑张季鸾亲写编者按：“长江从成都行五十日到兰州，其报告岷江军事形势的一封书，值得大家注意一看。”此文分为“争夺四川一幕之揭晓”“岷山南北之军事地理”“朱毛徐今后之动向”三部分，文中精准指出红军“最有利的出路，是北入甘肃”“然后或转陇南以出陇东，会合徐海东，更北接通陕北刘志丹”。这简直是神预言！和之后红军的路线一致。

　　就在这篇通讯发表之前，俄界会议于9月12日召开，提出坚持北上、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建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不久，红军经腊子口一役打开北上通道，队伍9月18日到达哈达铺，毛泽东等人读到《大公报》七、八月间的新闻报道，遂作出新的决定。从时间上看，范长江的《岷山南北“剿匪”军事之现势》已经发表，假设党中央和红军高层进一步读到这篇通讯的话，那么红军就可以为他们新的决定增加一个更有力的注脚。当然，这只是一个假设，因为红军不可能在西北的偏僻小镇里，看到一周之前的《大公报》。

　　其实，范长江西北考察也途经了哈达铺这个小镇，且比中央红军到达时间更早，据其《成兰纪行·岷河沿岸》载：“六十里宿哈达铺。十一日仅行六十里。”时间为1935年8月11日，当时毛泽东和中央红军还在毛儿盖，尚未过草地。这是范长江与红军的一次擦肩而过。

　　范长江虽然没有走进红军队伍，但他一直和红军接踵前行。他随后写出的数篇通讯，依旧都是鞭辟入里的分析研判，所以周恩来才有“惊异”之语。在被护送到延安之后，范长江不仅见到了红军，也见到了毛泽东，那是在1937年2月9日的深夜，在延安凤凰山下李家窑院毛泽东住处，作为从国统区进入延安的第一个中国新闻记者，范长江与毛泽东谈得相当投机，二人作“竟夜之谈”。

　　这位追随红军的记者，当然会与毛泽东谈到长征。范长江在离开延安之后所写的《陕北之行》一文里也确实提到毛泽东讲述了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长征北上的详细经过。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对长征的一种复盘。那一晚他们还谈到了中国革命两阶段论、民族矛盾和阶级斗争矛盾的关系、抗日战争的战略等问题，范长江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他这样写道：“他那个窑洞内，除了一个大炕之外，还有一张木椅，一张桌子，一条木凳，一盆木炭。木桌上放了许多纸条，还有经济学和哲学书籍，桌上燃起油烛。他对于窑洞发生了感情，因为它冬暖夏凉，适宜居住。”这种朴素的记录，正是一种深切情感的表露。然而，当范长江提出留在延安写书的要求之后，毛泽东还是建议他回上海，认为他可以运用《大公报》的舆论阵地宣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范长江听从毛泽东的建议，他先是回到西安，后返回上海，2月15日即于《大公报》发表了《动荡中之西北大局》一文，首次在国统区如实报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与中共团结抗日的主张。毛泽东在看到这篇文章后，于3月29日深夜亲笔致信范长江，说：“那次很简慢你，对不住得很！你的文章我们都看过了，深致谢意！”因延安简陋的条件而未能尽地主之谊，令毛泽东仍然挂怀，此外就是对范长江又一篇力作深表谢意。同一信中，毛泽东还寄去谈话一份以及祭黄陵文一纸“祈为发布”。这其实是毛泽东向范长江的投稿，但因《大公报》在国统区，最终未能发表。毛泽东所说的“祭黄陵文”，即他亲笔撰写的《祭黄帝陵文》，这篇祭文刊载于当年4月6日延安《新中华报》。毛泽东对范长江这位年轻记者相当看重，信的末尾还说“甚盼时赐教言，匡我不逮”，并自称“弟毛泽东”，尽显格局风范。范长江能获此殊荣，也是对他不畏风尘困苦，千里迢迢追随和研究红军的最好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