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长征的胜利，靠的是红军将士压倒一切敌人而不被任何敌人所压倒、征服一切困难而不被任何困难所征服的英雄气概和革命精神。”长征是一面旗帜、一座丰碑。在党的领导下，红军将士凭借着坚定的理想和信念，经受住千难万险的考验，书写了绝境重生、浴血荣光的英雄史诗，演绎了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传奇。
绝境重生
用血肉铸就浴血荣光的英雄史诗
长征一开始，就面临着党内自身错误和敌人重兵堵截的双重考验，牺牲尤为巨大。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后，毛泽东被剥夺了红军的指挥权，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攫取了红军的指挥权，他们在政治上排斥异己、无情打击，军事上机械照搬苏联红军的作战经验。在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迭次失利，中央苏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1934年10月8日，即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前两天，红军曾制定过一份《野战军人员武器弹药供给统计表》，详细记录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兵力装备情况。中央红军主力五个军团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859人，持有各类枪械33244支（挺），携带子弹1858156发，其中步马枪29153支，平均每支配弹近50发，轻机枪294挺，平均每挺配弹约218发。因为武器弹药十分匮乏，所以大部分战士没有制式枪支，只能使用梭镖、大刀等作战。
“左”倾教条主义的领导者在指挥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和突围时，要求将笨重的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物资全部带走，这种“大搬家”式行军使部队形成一支庞大、累赘的队伍，造成部队行动迟缓，对于行军打仗极为不利。
中央红军接连突破敌人的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在湖南零陵至广西兴安之间近三百里的湘江两岸部署约三十万重兵，构筑了第四道封锁线，企图将中央红军围歼于湘江两岸。
中央红军主力按照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的命令，日夜兼程向湘江疾进。1934年11月27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第二师渡过湘江，抢占了界首到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并在附近架设浮桥。28日，红一军团第十五师经鞍山坝到达石墉圩。同日，红三军团第四师先头第十团渡过湘江，进至界首以南光华铺地区。红五军团扼守蒋家岭、永安关、雷口关地域，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后续部队。军委纵队已进至灌阳以北的文市、桂岩一带，距湘江渡河点只有八十多公里，却因携带大量笨重辎重，行军速度极其缓慢，足足用了四天才抵达湘江岸边。此时敌人已经封锁湘江，军委纵队错失顺利渡江的有利时机，中央红军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为了掩护中央纵队渡过湘江，红一、红三军团在两侧与敌人展开生死搏杀，担任后卫的红五军团顽强地阻击追敌，三个主力军团硬是用鲜血铺就一条狭窄的渡江通道。红军将士与五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在湘江两岸展开五天五夜的激烈战斗，装备简陋的红军以血肉之躯抵御敌人飞机和重炮的狂轰滥炸，湘江两岸红军将士伤亡枕藉，但渡口始终牢牢掌握在红军手中。
年仅二十岁的师长李天佑率领红五师三千余名红军将士，为掩护军委纵队和红军主力后续部队由灌阳向湘江推进，坚守新圩一线山头阵地，将素有“虎狼之师”之称、兵力数倍于己的桂军死死阻挡在新圩以南，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阻击任务。此役，红五师在新圩阻击桂军三天两夜，反复冲杀，全师自参谋长胡震以下，团营连干部几乎全部伤亡，全师减员两千多人。
红一军团两个师，在全州脚山铺一带与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湘军苦战四天，同样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战斗最危急时刻，一股敌人已经冲到军团指挥部附近。脚山铺阻击战中，军团政委聂荣臻负伤，四团政委杨成武、五团团长钟学高负伤，五团政委易荡平牺牲，两个师共计减员四千人左右。
红五军团承担万分艰险的殿后掩护任务，其下辖的红三十四师更是后卫中的后卫，师长陈树湘、政委程翠林都参加过秋收起义。11月29日至12月1日，红三十四师在文市、水车一带与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展开激战。中革军委纵队全部渡江后，军委电令红三十四师向湘江渡口转移渡江。但该师距离湘江渡口至少七十五公里，通往渡口的道路已被敌人全部封锁，红三十四师陷入绝境。经过残酷的阻击战，部队伤亡过半。陈树湘率领剩余人员计划向东突围，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斗争。突围过程中，政委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及百余名指战员壮烈牺牲。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他断肠明志，牺牲时年仅二十九岁，用年轻的生命践行了“为苏维埃流尽最后一滴血”的铮铮誓言。此役，红三十四师几乎全军覆没。
湘江一战，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这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指挥酿成的严重恶果。湘江战役虽因“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造成重大损失，但广大红军将士以革命大局为重，在中国革命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视死如归、向死而生，敢于压倒一切艰难险阻，以血肉之躯守住湘江渡江通道，保障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顺利渡江，生动诠释了人民军队不可战胜的精神密码——“革命理想高于天”。
力挽危局
在生死抉择中实现党的伟大转折
以王明、博古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他们脱离中国革命实际，错误指挥中央红军进行第五次反“围剿”，接连受挫，其中湘江战役更是人民军队建军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损失。如果不清除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这一严重隐患，中国革命就有断送的危险。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与“左”倾教条主义进行了有理有节的斗争，体现了斗争的策略性与原则性的高度统一。纠正“左”倾教条主义错误，需要争取更多同志，特别是在重要领导岗位上的同志的理解与支持。张闻天（政治局常委）、王稼祥（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曾与博古一同在苏联留学，也曾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骨干，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二人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越来越不满，分歧不断加深。长征初期，毛泽东主动同张闻天、王稼祥结伴行军，持续开展思想沟通，推动二人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严重危害，深刻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取得胜利，张闻天、王稼祥逐步转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依旧面临着生死攸关的重大风险：博古、李德的威信虽大不如从前，但他们仍凭借原有的领导身份，坚持执行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而此时蒋介石早已洞悉这一意图，在沿途重要关隘部署三十多万重兵，企图诱使红军进入包围圈。如果继续执行博古、李德的方案，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危险。为化解危机，毛泽东多次向周恩来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以政治局集体决策取代博古、李德的个人专断。在此后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的“将红军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的正确主张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支持，博古、李德的错误意见遭到反对，这就为红军占领遵义并胜利召开遵义会议奠定了组织基础。
毛泽东不仅积极争取张闻天、王稼祥的支持，还深入到红军将士中，与军团级指挥员沟通交流，面向广大红军战士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帮助大家认清“左”倾教条主义的危害，为纠正“左”倾错误筑牢思想与组织基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召开。会上，大家从大局出发，捋问题、摆事实、讲道理、树标杆，表现出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巨大政治勇气，在客观矛盾和现实困难面前，冷静清醒地总结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的经验教训，刚毅果敢地与“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遵义会议在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此后红军通过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彻底摆脱被动局面，充分展现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军事指挥艺术的高度灵活性。
遵义会议实现了伟大历史转折，但长征路上的风险考验并未结束，一系列重大决策继续检验着党的领导能力。长征途中，既有惊涛骇浪般的战事，也有不易察觉的巨大风险，有时表面看似风平浪静，稍有不慎便会坠入险境。
红军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全军士气高涨之时，敌人却开始隐蔽调动部队。1935年3月10日凌晨，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致电前敌司令部，提出要攻打遵义附近的战略要地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县城）。打鼓新场商贸繁盛，便于红军筹粮筹款。张闻天随即召集党中央负责人及各军团首长召开苟坝会议，讨论要不要进攻打鼓新场。参会人员大多认为可以发起进攻，觉得驻守此地的黔军战斗力较弱。
唯有毛泽东一人坚决反对进攻。他依据军委二局破译的敌方电报判断，电报反复出现“打鼓新场”字样，预示敌人正在向该地域集结。政治局会议表决后，多数人坚持攻打打鼓新场；毛泽东据理力争，并表明如果执意要打，自己难以继续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会议表决免去毛泽东这一职务，决定由周恩来次日清晨下达作战命令。毛泽东夜不能寐，深夜提着马灯前往周恩来住处，再次恳切陈述利害。恰在此时，周恩来也收到敌军正向打鼓新场调兵合围的情报，如果按照原定计划发起进攻，红军将陷入极大危险。次日再次开会讨论，与会同志一致同意放弃攻打打鼓新场，恢复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职务。
战局发展完全印证了毛泽东的判断：就在中革军委准备下达作战命令之时，国民党数路大军正向打鼓新场快速合围。及时调整作战部署，使红军躲过一场毁灭性危机。
大渡河的惊涛骇浪，曾经吞噬了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的数万太平军。大渡河河宽三百米、水深十余米，每秒流速达四米，河中暗礁险滩密布。蒋介石扬言，要让红军做“石达开第二”，他调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向安顺场渡口合围，红军一旦处置失当就会遭遇灭顶之灾。红一团奋勇作战，成功控制安顺场渡口。但红军只有一只船可用，依靠这仅有的船只，要将三万多红军主力全部渡过大渡河，至少需要一个月，现实条件根本不允许争取这么长的时间。危急关头，红军在安顺场寻访到亲历石达开兵败事件的当地老秀才宋大顺，向他征询当地地理形势与历史教训。老秀才既讲述了石达开兵败的历史教训，又告知沿大渡河上行，有一座康熙年间修建的铁索桥即泸定桥，距离安顺场三百余里，建议红军迅速夺取泸定桥实现主力渡河。
得到这一关键信息后，毛泽东同中央军委领导人紧急研判敌情、权衡利弊，重新调整作战方案，把距离安顺场三百二十里的泸定桥确定为红军主力新的渡河点，果断下达命令，派遣红四团为先遣部队，要求用两天半的时间赶到泸定桥，抢占这处生死攸关的天险渡口。如期夺下泸定桥，是红军跳出蒋介石预设包围圈的关键。
长征途中无数次风险考验，淬炼了红军化解风险和危机的能力，也锻造了红军统帅驾驭复杂局势的本领。中国共产党在险恶的环境中一次次化危为机，标志着党逐步形成坚强领导核心，并不断走向成熟。
千锤百炼
在浴血鏖战中锻造钢铁革命劲旅
长征途中，红军时而遭遇难以跨越的天堑，时而处于数十万敌军的包围之中，在绝境险境中打了许多恶仗、险仗，打赢了许多看似不可能取胜的战役。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英雄气概；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纵横穿插于数十万敌人之间并成功跳出包围圈，书写了人民军队不惧强敌、敢于胜利的英雄史诗。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河，自西向东横贯贵州全境，两岸悬崖陡壁，水急滩险，以天险著称。1935年1月1日，由红二师第四团组成的先遣队在刘伯承的指挥下，采取强攻与巧打相结合的办法：佯攻敌人重点防御且工事较坚固的渡口大道，主攻道路险绝、防守力量较弱的北岸渡口小道。白天强渡受挫便改为晚上偷渡，因水流湍急，三只竹筏只有一只偷渡成功，偷渡过去的五名指战员登岸后就地隐蔽。次日，红军扎制六十余只竹筏，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陆续强渡。先强渡上岸的战士从绝壁之上发起冲锋，隐蔽的五名指战员就地策应。敌人凭险据高俯射，使红军进攻一度受阻。危急时刻，十余名战士攀上悬崖绝壁侧击敌人，炮兵连连长赵章成连发三炮轰击敌阵，敌军顿时溃散，红军牢牢控制两处渡口，保障主力部队顺利渡过乌江。
安顺场大渡河的凶险程度更甚于乌江，敌人在对岸悬崖峭壁上构筑了碉堡及防御工事，一个营的兵力凭险据守。红一团十七名勇士靠一只木船分两批强渡，这既是对红军将士勇气的考验，更是对指挥员指挥艺术与部队技战术水平的考验。战斗中，机枪手全力压制敌方火力，炮兵连连长赵章成精准发射炮弹，摧毁敌方碉堡。十七名勇士迅速攻占对岸阵地，牢牢控制渡口，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传奇。
根据中央军委夺取泸定桥的作战命令，红四团承担起夺取泸定桥的先遣攻坚任务。这是一场与时间及敌军增援部队的生死赛跑。当红四团凌晨抵达泸定桥时，桥上的木板已被先期赶到的守桥川军拆去大半。东岸桥头的桥楼已被沙袋加固，临河的城墙高约两丈，川军用一个团布下了严密的火力网。红四团没有退路，只能迎着枪林弹雨，冲向寒光凛凛的十三根铁索。在一片喊杀声中，二十二名突击队员义无反顾地向前冲锋。川军疯狂地扫射，红军的掩护火力也开始了猛烈的压制。敌人惊骇于红军战士悬于数丈深渊之上，攀着摇晃的铁索向前冲击的壮举，抵抗意志迅速瓦解。突击队在后续部队策应下，冲过敌人布下的桥头火阵，胜利夺取泸定桥天险。
飞夺泸定桥再次展现了红军无坚不摧的英雄气概。这一仗的胜利，是中央军委正确战略决策与红军部队超强战斗执行力共同铸就的战果。突破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战争规模虽不算大，却淋漓尽致地展现了战争的凶险与奇迹，红军将士那种命悬一线更加奋勇、置之死地更加决绝、敢于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书写了精彩的篇章。
长征途中，毛泽东用兵如神，善于“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四渡赤水便是其中的得意之笔。
为阻止中央红军北进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或东出湖南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蒋介石企图围歼中央红军于乌江西北的川黔两省边界地区，遂调集国民党中央军及川、滇、黔、桂、湘五省地方部队，合计约四十万兵力围堵中央红军。中央红军首先一渡赤水，入川南摆出北渡长江的姿态；当川军集结十二个旅布防在长江沿岸时，红军避实击虚，挥师入滇，进入扎西一带休整。当蒋介石调集重兵赶赴扎西会剿时，红军转而向兵力空虚的贵州进军，二渡赤水重返贵州，取得遵义大捷，击溃和歼灭敌军两个师又八个团，毙伤敌两千四百余人，俘敌三千余人，取得长征以来的首次重大胜利。当蒋介石再度调集重兵合围遵义时，红军西进三渡赤水再入川南，做出即将北渡长江的假象。蒋介石慌忙调集重兵封锁长江防线，中央红军却迅速掉头，四渡赤水再入贵州，直逼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大为震恐，急令滇军孙渡部来贵阳增援。红军趁云南兵力空虚，大踏步向云南挺进，佯攻昆明；待国民党军向昆明集结，红军又虚晃一枪，掉头北上，从容渡过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
四渡赤水，是把中华优秀传统兵法智慧同马克思主义军事指挥艺术深度融合的光辉范例。中央红军身处敌军重兵合围之中，大胆穿插迂回，时而声东击西，时而示形诱敌，虚实变幻使敌人判断失误，以致敌军始终摸不透红军的真实意图而疲于奔命，充分体现了运动战的高度灵活性和机动性，绽放出马克思主义军事辩证法的智慧光芒。
淬火成钢
在千难万险中筑牢理想信念根基
漫漫长征途中，红军将士不仅要战胜敌人的重兵围追堵截，还要克服自然界带来的重重险阻，承受饥饿、严寒、伤病的折磨。红军纵横十余个省，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四十多座高山险峰，其中有二十余座雪山海拔在四千米以上，被称作“死亡陷阱”的松潘草地，更是凶险万分。红军将士凭借坚定的理想信念勇往直前，在血与火的淬炼中铸就了光照千秋的长征精神。
长征途中敌情严峻，红军常常不能走大路，多选择夜间急行军，穿行于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有时还要边行军边开辟道路。饥饿、病痛与无休止的行军，让红军将士吃尽了苦头。漆黑的夜间行军，战士们就在背上拴上白布条，为后续战友指引方向；为避免在狭窄山路上迷路，后面战士双手搭在前一位战友肩膀上行进。山路坎坷湿滑，极易摔倒，甚至出现一人摔倒引发多人接连滑倒的情况。雨天道路泥泞，运输人员连人带物资坠落悬崖的险情时有发生，场面触目惊心。红军途经贵州时，部队生活很差，“一些部队有时一天一顿稀饭，饿着肚子走路打仗。指战员们没有鞋子穿，赤着脚在深山密林中行军，历尽艰辛”。
军情紧急时的强行军，是对红军体能极限的巨大考验。飞夺泸定桥的先遣队红四团，奉命在两天半时间内奔袭三百二十里崎岖山路，对岸增援的敌军同样在向泸定桥急进。途中桥梁遭敌人破坏，架桥耗费两个小时；深夜又遭遇瓢泼大雨，出于敌情考虑不能点火照明。指战员整日得不到休整，只能一边行军一边嚼食潮湿的生米。山路之上不断有战士疲惫摔倒，大家用绑腿互相连接，即便行军途中极度困倦昏睡，也能被战友拉动跟上队伍。英雄的红四团挑战了人类生理的极限，创造了一昼夜急行军二百四十里山路的战争奇迹，按时抵达泸定桥目的地。
红军翻越人迹罕至、鸟兽绝迹的雪山时，雨夹着冰雹漫天袭来，冰雹砸落地面砸出小坑。寒风刺骨，雪粒打在脸上如同刀割。不少战士双脚被冰碴划破，鲜血直流，双腿如同灌铅般沉重，每前进一步都十分艰难。
过草地比翻越雪山更为凶险，付出的牺牲也更大。松潘大草地纵横数百里，海拔三四千米，沙沟迂回交错，河道曲折，因水流淤滞而形成大片沼泽。多年水草纵横交错，形成草甸浮于沼泽之上，草甸之下多为淤泥，深处没顶。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过草地是最为严酷的考验，饥饿与疾病是红军面临的最大威胁。据红一军团相关行军统计，仅该部过草地过程中牺牲、掉队人员就多达五百余人，过草地可谓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生死行军。
宝剑锋从磨砺出。长征的千难万苦，淬炼了人民军队的意志和品质，筑牢了革命理想信念。长征路上的苦难、挫折与牺牲，使红军将士历经千锤百炼，进一步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坚不可摧的理想信念，向世人昭示了信仰的磅礴力量。
结语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胜利，昭示着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无坚不摧、无往不胜；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播撒了革命火种，开启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铸就了光照千秋的长征精神。长征积淀形成的精神财富，是中华民族精神的巍峨丰碑。回望这段峥嵘岁月，也为我们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力量、砥砺奋进提供了宝贵镜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