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雪山的时候太冷了，小脚趾冻断了都不知道。看着它还能动，以为没什么事，但随手一拽，就掉了。”

　　这是老红军王定国晚年对儿子谢亚旭讲起长征经历的一幕。老人一语带过，听的人却震撼了许多年。这位走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女红军，脚上只剩下九个脚趾。那缺失的一趾，似是大自然在她身上刻下的长征勋章。

　　王定国是“延安五老”之一谢觉哉的夫人。2020年，她以108岁高龄走完了人生路程。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回望这位九趾女红军的闪光一生，也是回望革命先辈坚定的理想信念。

　　【 寒夜星火 】

　　“母亲原名王乙香，生在四川省营山县的深山坳里。”谢亚旭常听母亲讲小时候的事，“她五六岁起就进磨坊推磨，人小力气弱，索性把自己绑在磨杆上，睡着也能往前走，磨一天豆腐挣两碗豆腐渣。15岁时，她被送去当童养媳，洗衣做饭砍柴，只求一口果腹的饭食。”

　　“那时候的妇女，是没有地位的。”谢亚旭说，是共产党的到来，为母亲灰暗的世界撕开了一道光明的口子。

　　“母亲曾说，那是1931年的时候，山里来了两个卖布的‘客商’——杨克明和张静波。后来得知，二人的真实身份是中共川东地下党员。他们讲，大山外边有个地方叫‘苏区’，那里没有压迫，男女平等，小孩子都可以读书。”

　　“苏区”像寒夜中的一颗火种，点亮了王乙香的心。她开始为地下党送信、做宣传，并将名字改为“定国”，取“定国安邦”之意。

　　1933年10月，王定国参加红军，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后来对儿女们说：“从那天起，我就只有一个想法：跟党走，不掉队！”凭借出色的组织才能，王定国很快成长为营山县妇女独立营营长，动员四百多名妇女参加红军。

　　【 歌行万里 】

　　1935年3月，王定国调入红四方面军政治部前进剧团，踏上艰苦卓绝的长征路。

　　翻大雪山时，草鞋冻透了，脚麻得像不是自己的。小脚趾冻坏脱落，她拿粗布一裹，跟着队伍接着走。

　　三过草地、五翻雪山，剧团走的路比普通战士多出一倍。部队行军，他们要跑在队伍最前面当拉拉队；部队休息，又要从队头演到队尾。王定国却说：“大家看了我们唱歌跳舞，忘了疲劳和艰苦，就走得快了。”

　　长征有多苦，不必多说。但让谢亚旭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总挑些愉快的事情讲：

　　过草地时，猴子抢干粮袋，她找根树棍缠上布做成假枪，猴子吓得一溜烟跑了。

　　她体重仅有五十余斤，踩着草甸子蹦着走，笑着说：“胖人可过不去，我轻，能蹦过去。”

　　粮食断了，战士们把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当粮食。王定国和战友们编了首打油诗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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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曾问我，老人是不是不懂长征的苦？我说不是，是你们不懂她。”谢亚旭说，参加红军前，母亲的日子比长征苦百倍，是红军给了她做人的尊严，“她总说，长征是唱着歌走过来的。因为走的是解放的路、希望的路，身体再苦，心里也是甜的”。她还常说：“把革命讲得那么残酷，年轻人谁还敢来？革命者首先要信我们会成功，然后才能不惧生死。”

　　【 此生长征 】

　　硝烟散尽，家国新生。新中国成立后，王定国随谢觉哉一同工作，没有停下脚步。

　　20世纪80年代，她回到阔别近半个世纪的家乡营山县爬山村，看到老区发展滞后，多方奔走为乡亲排忧解难。

　　从2004年开始，近10年间，年过九旬的王定国每年都要拿出3个月左右时间重走长征路。从草原到雪山，从川西到陇东，她走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看望父老乡亲、寻找革命战友、关注老区发展。

　　在四川天全县程家窝，红四方面军南下时的总部所在地，她见到了旧识彭映珍。两位老人在家门口坐下，近70年没见面，一开口竟能唱出同一首红军歌。

　　后来，王定国建议天全县深挖红色资源，讲好红军故事，让历史照亮前路。

　　如今，程家窝早已换了模样。白墙灰瓦的川西民居错落排开，旅游大巴沿着新修的公路进村，路边的农家乐一家挨着一家。当年红军住过的村子，如今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村。

　　生态保护上，她同样不肯闲着。考察速生林，在长江边植树造林，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种下一棵树。因长年投身生态建设，王定国先后被授予“中国生态贡献奖”特别奖和“终身生态贡献奖”。

　　即使躺在病床上，王定国心里装的仍然是那些没做完的事。山里的路修好了没有，老区的乡亲过得怎么样……一桩桩，一件件，她都放不下。

　　“生命不息，奋斗不止。”这是谢亚旭对母亲一生的概括。历经革命岁月的生死考验，见证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王定国活到老、奉献到老，一生都走在“长征”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