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沉淀百年的天津葫芦技艺，撞上年轻人的“多巴胺”审美，作为国家级非遗葫芦制作技艺（天津葫芦制作技艺）第五代传人，“90后”赵珈莹跳出传统框架，用年轻视角打造新潮文创，让这项传统技艺成功走入当代年轻人的日常。
用新材料、新表达、新形态给葫芦换个“新面孔”
记者：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葫芦制作技艺（天津葫芦制作技艺）的新一代传人，你是怎么和这项技艺结缘的？你父亲赵伟是深耕行业多年的国家级传承人，面对父亲的期望，会不会有压力？
赵珈莹：我打小就是在堆得满屋子都是葫芦的环境里长大的，抬头低头都能看见葫芦。对我来说，对葫芦和对家里吃饭用的碗碟一样熟。那时候我父亲根本没逼着我学这门手艺，只让我好好念书，以文化课学习为主。我就天天蹲在旁边看他伏案制作葫芦工艺品，看得多了也就入门了。他偶尔指着作品随口和我讲两句技法、讲背后的故事，就这么一点点把种子埋在我心里。从小我就爱随手瞎画，多少也有点家里遗传的美术底子，后来高考报志愿就选了广告专业，既能学色彩、素描这些美术类专业课，还能系统学营销知识，我想着以后说不定能和家里的手艺搭上边。
真正开始接触非遗传承相关的工作是上大学之后，那时候对外文化交流活动渐渐多起来，作为天津的非遗项目代表，我跟着父亲去了法属留尼汪岛的国际文化节。我们在当地的室外文化集市做展示，现场给当地民众演示烙画技法，与观众互动；之后又跟着团队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参与专项展览。这些走出去的经历让我第一次跳出家里的小作坊，看见了非遗在更大的舞台上的可能性。
说实话，最开始我对葫芦制作技艺真的没什么兴趣，老一辈做的东西大多是传统图案，就是个摆件，完全不贴近年轻人的日常，我觉得这个东西太陈旧了，没什么实用价值，见多了甚至觉得平常得不能再平常，根本提不起劲儿投入进去。后来我琢磨透了一个理：老技法不能丢，但得用新的表达把它盘活，我才真正沉下心钻进去，慢慢把传承的担子挑了起来。
记者：现在很多传统非遗都在谈“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你作为年轻传人，是怎么把这个思路落到实处的？做了哪些和老一辈不一样的尝试？
赵珈莹：老祖宗传了五代的技法是根，肯定不能丢，但是你守着老样子原地踏步，年轻人根本不愿意凑近看，最后只会慢慢没了市场。我现在的核心方向就是在守住传统核心技法的基础上，用新材料、新表达、新形态给葫芦换个“新面孔”。
最早我尝试把现在年轻人爱玩的流体艺术搬到葫芦上，用丙烯颜料淋出仿大漆的纹理质感，成本比正宗大漆低太多了，还不用等一两个月的动辄数道工序，十几分钟就能做出层层叠叠的亮面效果。我父亲以前尝试在葫芦制作中加入大漆工艺，可是他对大漆严重过敏，住了两次院都没能脱敏。而我用这种新方法既能实现大漆的视觉美感，还避开了接触大漆过敏的风险。之后我还把美甲胶、云母片等新型美术材料都用上，先在葫芦表面做浅雕刻，再把这些闪片彩胶填进去照灯固化，做出来的作品亮晶晶的，特别受年轻人喜欢。
我还跟着年轻人的流行热点走，在产品设计中运用“多巴胺”配色、“莫兰迪”配色等年轻人喜欢的颜色，把他们熟知的形象或是工艺都融到葫芦制作里，比如之前火的流体熊、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流麻”工艺等。以前传统范制葫芦的器型多是花瓶、笔筒，现在我直接范制出小熊、爱心、星星这些充满少女感的异形葫芦，跳出了老一辈的传统形制。
在实用属性上，我也下了不少功夫。以前的葫芦作品大多是大型摆件，只能摆在家里，我就把半片葫芦做成背后带挂孔的冰箱贴，既能吸在冰箱上当装饰，还能挂在包上当挂饰，把使用场景直接拓宽了。现在这些小文创已经发展出了完整的产品线，有吉祥话系列、生肖系列，还有专门结合天津在地文化做的天津话系列，配个精致的小包装，二十多块钱就能买走，当成伴手礼送人特别有心意。我之前还把葫芦和泥人彩绘结合，做出过一组葫芦娃娃的系列作品，后来还做过迷你葫芦屋这类软萌可爱的小摆件。每件作品都是纯手工做出来的，没有两件完全一模一样，定价在几十元到一百元出头，和市面上量产的潮玩盲盒价格差不多，但它的独一无二性，是流水线潮玩根本比不了的。
我还尝试过专门研发趣味谐音梗内容的系列产品，像“提钱退休”“狗壮家旺”“猫肥家润”这类贴合年轻人生活的文字，往小葫芦上一放，销量特别好。最近我还在拓展更多实用类的产品，比如迷你葫芦小台灯、能随身带的葫芦小包，既有葫芦的独特质感，又能在日常用起来，让大家不用把葫芦制品当个“摆在神坛上的老物件”，平时用东西的时候就能看见它。
“折腾”出年轻人的葫芦文创之路
记者：很多人好奇，你做的这些新潮的文创，市场反馈到底怎么样？你父亲一开始支持你这么“折腾”吗？
赵珈莹：最开始我只做传统葫芦烙画作品的时候，去展会摆摊特别难，作品和周围一堆大同小异的文旅纪念品摆在一起，根本抓不住年轻人的目光，大家扫一眼就过去了，根本没有驻足了解的欲望，销量特别低迷。刚开始尝试做创新文创的时候我心里也没底，全是摸着石头过河。我最早做第一批趣味文字冰箱贴就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结果市场反馈比我预想的好太多，年轻人围在摊位上挑来挑去，很多人一买就是好几个，买来送朋友。
我父亲对我的创意作品，态度是“不理解，但尊重”。我带着第一批黑粉或黑金配色、酷感风格的创新葫芦产品去广州文博会，我爸当时还吐槽，做这种黑不拉几的东西谁能喜欢？结果当场一位女士一次性就挑走了五六个。现在我出门参加活动，摊子上的产品林林总总有几十上百种，从几块钱的小挂饰到百元级别的特色摆件全覆盖，就像一个小集市一样，不同喜好的人都能找到合心意的东西，人流一下就聚过来了。
而且现在受众完全变了，以前玩葫芦的几乎都是中老年男性，现在很多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年轻姑娘成了主力消费群体，她们专门来找这种造型软萌、配色鲜亮的葫芦作品盘玩，整个受众圈层彻底被打开了。
我和我父亲现在是分工合作。他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主要负责坚守传统葫芦制作技艺的体系，承接国礼、高端定制、重要活动专项作品的创作，那些代表传统工美高度的代表作全由他来把控，给行业定标杆。而我主要做新潮的东西，虽然我爸有时候觉得我把“不正经”的元素往传统手艺里瞎凑，但他从来没强制阻止过我。毕竟上一辈人成长环境里接触的全是传统审美，和年轻人的审美有差异很正常，但市场是最好的试金石，好的东西自然能站稳脚跟。
记者：做文创绕不开的就是品控和成本难题，葫芦制作技艺本身是纯手工的技艺，你把它运用在量产的文创产品上，是怎么平衡这两者的？
赵珈莹：我最在意的就是前期的打版环节，所有新品的第一个样板肯定是我自己亲手做出来的，把每一步的操作流程、细节标准都定死之后，再让熟悉技艺的员工或者我的学生照着标准复刻试做，确认成品还原度稳定、批量做不会出大问题，才会正式投产。如果有做歪了、达不到品控标准的作品，我不会放到市场里按原价卖，通常当成活动赠品送给客人，或是作为福利品处理掉。
我在设计环节就提前把成本问题考虑进去，优先选低成本、易操作的材料，控制单款产品的制作时长，那种要耗上整整一周才能做完的复杂款式，我绝不会把它当成走量的文创去做，不然最后定价高了没人买，定价低了连工时成本都覆盖不了。毕竟文创不是纯艺术创作，国礼级别的作品完全不用考虑时间成本、材料成本，可以耗时几个月打磨一件精品，但面向普通消费者的文创不一样，得让大家用买量产潮玩的价钱，就能买到一件独一无二的纯手工葫芦作品，让大家觉得“花这个钱太值了”，市场才能长久做下去。
记者：在对接市场运营和钻研技艺上，你是怎么分配自己的精力的？你对自己之后作为传承人的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赵珈莹：我的时间分配其实特别随性，大部分时间都泡在工作室里创作新产品、打磨现有的作品，有展会、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我就亲自跑出去摆摊对接客人，一来能直接收集到消费者最真实的反馈，能快速调整产品方向，二来我闷在工作室里凭空想，永远想不出最受欢迎的创意，多出去接接地气，看看大家现在都喜欢什么东西、追什么样的热点，才能源源不断蹦出新的灵感。
我其实没有设定什么特别远大的目标，就想踏踏实实地一步步往前走：去年我刚被评上工艺美术系列的中级职称，之后也会顺着行业标准慢慢往高级工艺美术师的方向努力，先把手头的工艺技法磨得更扎实，沉下心做足够的艺术沉淀。线上的新媒体账号我现在只是利用零散时间打理，之后也打算腾出专门的精力去运营，和小红书、抖音上喜欢葫芦的年轻爱好者直接对接上。产品端我也打算跟着节庆节点、当下的流行热点持续更新系列，让产品线一直保持常做常新的状态，把这门老手艺彻底做活，把更多年轻人拉到葫芦的圈子里来。
我一直觉得，能运用这么一门传了五代的手艺，制作出年轻人愿意凑过来玩、愿意摆在自己工作学习的桌面上、愿意挂在背包上的新潮玩意儿，在普普通通的日常里给大家添点不一样的小乐趣，这件事本身就特别有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