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搞古籍研究的人，身上都带着一股旧纸陈墨的味儿，离烟火气太远。可见了张志清，这个想法准得变。这位资深古籍保护专家没半点架子，嗓音温润，眼神带笑，像亲切的长辈。聊起古籍，话匣子一打开，简直就是半部中国古籍保护的活历史。

　　从背着书包踏入北京大学校园，到推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再到如今天津师范大学特聘讲座教授，这位古籍守护者用半生光阴开辟出一条文脉传续之路。他让蜷缩在木箱中的千年典籍重获新生，更让中华文脉在数字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

　　常人觉得枯燥的古籍

　　在他眼里却意趣盎然

　　清晨七点的北京站，张志清踏上开往天津的列车。每周三他都有固定行程，到天津师范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参与教研和授课。“退了休，反倒更忙了。”他笑着晃晃手机，屏幕上一连串未读消息记录着他的工作节奏：既有中国国家图书馆就古籍项目发来的咨询，也有来自全国各地图书馆和高校的讲座邀约。

　　若不是张志清自己提起，谁也不会想到，这位如今在讲台上侃侃而谈的学者，少年时曾深受口吃的困扰。“我父亲是新华社记者，母亲是哲学教授。受他们的影响，我喜欢辩证思维，也酷爱文学。”张志清回忆道，“那时候我口吃严重，因此在高考填报志愿时，父亲点醒我——不如选个动笔而非动嘴的专业。”就这样，张志清踏入了北京大学的校门，在中文系学古典文献学专业。

　　拿到课程表，张志清反复看了几遍，六门核心专业课分别是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他傻了，“皓首穷经、焚膏继晷等一堆成语从我脑子里往外冒，这简直太枯燥了！”但他很快发现，自己对这门专业有一种天然的敏感：“别人觉得枯燥的版本比对、目录编纂，我却能从中找到乐趣，就像在解开一个个文化密码。”不知不觉间，那些曾让他畏惧的古籍，渐渐成了可以和他对话的朋友。

　　大学毕业后，张志清被分配到北京图书馆文津街分部，做一般古籍的采访、编目和整理。报到那天，站在简陋的库房前，书库内古籍堆积如山，空气中夹杂着霉味儿，打开书箱就会扬起粉尘，喘气儿都觉得嗓子发紧。这番景象与想象中的书香殿堂相去甚远，用他自己的话说，“最初的工作枯燥而机械，且多是面上、皮上的学问，不涉及古籍内容的深度整理，只需按经史子集分类编目。”他每天至少要完成八种书籍的编目，重复性强，毫无创造力。

　　参加工作没几年，赶上了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潮”。张志清回忆：“看着同事们西装革履地谈论生意经，我也动摇了。”但是，每当他的指尖触碰到泛黄的书页，感受到那穿越千年的温度，心便又安定下来。他对这份工作的兴趣越来越浓，坚守了十几年，逐渐摸清了古籍背后的文化体系，成长为能精准鉴定版本的行家。

　　1998年，张志清调到国家图书馆善本特藏部。善本库与普通古籍库完全不同：工作人员取书时垫着木板，用铅笔轻轻记录，连呼吸都要刻意放轻。那种把古籍当成眼睛一样爱护的态度，让“古籍保护”四个字在他面前具象化了。在这里，他学到了保护古籍的第一课——用一方木板托住古籍，装线的部分朝前，双手捧着行走，防止书叶被风吹开，挂签遗失。

　　更让张志清受益的是善本特藏部专家冀淑英老师对他的言传身教。一次，他为区分汲古阁刻本《说文解字》的不同修版，将多本印本摊满桌面做比对。冀淑英路过时默默上前，一本本合上古籍，码放齐整后提醒他：“古籍不能随意摊开，风一吹纸叶易损。”这句朴素却郑重的叮嘱，让张志清体会到其中的敬畏，更促成了他从“古籍整理者”到“古籍守护者”的转变。

　　筹建敦煌遗书库房

　　推动古籍保护计划

　　“古籍保护是一件给点儿阳光就灿烂的事。”聊起自己坚守的事业，张志清总爱说这句话。这份感触，源自他筹建敦煌遗书库房时的经历。350万元拨款，不仅让国宝有了“新家”，更孕育了后来的“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21世纪初，国家图书馆馆藏的不少珍贵典籍，因缺乏妥善保护而面临损毁风险，改善保护条件、申请专项资金迫在眉睫。时任国家图书馆常务副馆长周和平将申请专项资金的重任交到善本特藏部，叮嘱大家：“古籍保护这件事，光靠冰冷的数据和文字说不透，得找个能让人共情的点，讲好背后的故事。”

　　馆藏古籍品类繁多，究竟哪一件最能承载情感、唤起关注？大家的目光落在敦煌遗书上。这些曾在丝绸之路流转千年的典籍，不仅见证了古代中西文化的交融，更带着一段特殊的民族记忆：当年因战乱大量敦煌文献流散海外，在恒温恒湿的库房中得到精心呵护；而藏于国家图书馆的16000多件敦煌卷子和残片，却仍挤在抗战时期遗留的十几个旧木箱里。大家心里有了答案：以敦煌遗书为切入点讲述保护困境，既能看见古籍的危急处境，又能唤起对文化遗产的珍视，远比单纯罗列数据更有力量。

　　2000年的一个冬日，张志清陪同财政部领导调研。在堆放着敦煌遗书的旧木箱前，他诚恳地说：“这是我们民族的瑰宝。当年流散到海外的部分，外国博物馆都为其配备了专门的库房和柜子；而我们自己留下的这些，却连个像样的‘家’都没有。再这样下去，这些国宝恐怕真要毁在我们这代人手里了。”这番发自肺腑的话深深打动了在场的每个人。调研结束后，财政部很快对国家图书馆的申请进行测算，批复了350万元拨款。这笔资金如同冬日里的阳光，照耀着古籍保护的未来。

　　张志清出任善本特藏部主任，带领团队精打细算，将每一分钱都用在刀刃上：定制144个楠木书柜、12000多个楠木书盒、3000多套楠木夹板，不仅妥善安置了敦煌遗书，还把4813卷《赵城金藏》和珍贵的西域文献都放置其中，并用结余资金添置了3个大叶紫檀书柜，将162册《永乐大典》一并纳入保护。这些曾经“寄人篱下”的文化瑰宝，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安稳归宿。

　　2003年，敦煌新库落成，媒体争相报道，古籍保护从图书馆的小众业务变成了全社会关注的大事。从2003年到2007年，张志清带领团队又肩负起一项重要使命——为即将启动的全国性古籍保护计划绘制蓝图。

　　图书馆古籍界除了传统的保护与整理，是否要推动全国性的古籍保护重点项目，从根本上改变古籍保护的面貌？面向公众的服务该如何落地？更关键的是人才培养的革新——当时古籍修复主要依靠师徒相授，缺乏系统的学科建设。

　　在一次会议上，张志清提出“从大学本科开始培养古籍保护专业人才”的设想，引发热议。有人说：“修复师就是做手工活儿，大专学历足够了。”图书馆学家倪晓建支持张志清：“现在银行柜台的职员都有研究生学历，我们守护文化瑰宝的修复师，为什么不能有本科生？”在场众人陷入沉思。后来，“古籍保护与文献学”正式成为大学的专业学科。

　　张志清与团队一起，先后编写了三十多个项目文本，主持制定了六个国家级标准。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这是中国首个国家级古籍保护工程。

　　智能化保护古籍

　　让文脉生生不息

　　古籍保护不只是与时间赛跑，也是与时代对话。张志清说：“保护是基础，活化才是让千年文脉持续流淌的关键，而数字化正是解开古籍‘藏与用’矛盾的钥匙，数字化浪潮的到来，给古籍活化打开了一扇新窗。”

　　他牵头推动国家图书馆大规模古籍数字化项目，带着“古籍是公器，该让所有人能用”的想法，打造了无需注册的“中华古籍资源库”。资源库收录的古籍数字资源包括敦煌、西夏、金石等专题，还能跨库检索、关联论文。过去读者跑遍各大图书馆才能见到的善本，如今坐在家里点几下鼠标就能查阅。

　　说起新技术给古籍保护带来的变化，张志清的语气里满是感慨：“敦煌遗书中有一些黏在一起的字纸，古人做成了书包的样子，拆掉就会损毁文物，不拆就不能读到文献，怎么办？过去没办法，但如今有了核磁扫描等非接触式技术，不用动文物分毫，里面的每一个字、每一页内容都能看得明明白白。这是技术真正的价值，既守住了古籍的完整，又让它的内容能被好好研究、充分利用。”

　　张志清致力于让古籍走出书库，融入人们的文化生活。这个想法源于他在法国《费加罗报》上看到的一篇文章——法国人十分重视核心价值和文化遗产，把文化创意作为战略，大到工业制品，小到日常物件，都有着明显的国家文化印记。

　　在这种理念的影响下，国家图书馆成立了文创公司，一系列以古籍为主要特色的文创产品年销售额突破亿元。而在张志清看来，文创不仅是礼品，古籍活化的核心也不是简单的商业化，构建价值观、历史观和情感认同，才是其价值所在。

　　“让古籍里的元素有机融入产品和文化，不管是工业产品、数字游戏还是影视作品，以此引发年轻人的共鸣，让他们从心里认可我们自己的文化，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使用和表达。”张志清举例说，“华为用‘鸿蒙’‘麒麟’命名产品，其背后是深厚的文化支撑和巨大的文化生态，是真正能走出去的文化品牌符号。”

　　对古籍保护事业的深厚情感，让张志清在退休后选择以新身份延续使命。2025年6月，祖籍天津的他接过天津师范大学的聘书，担任了特聘讲座教授。“天津是历史文化名城，积淀深厚、文脉悠长，早年周叔弢等古籍收藏大家为我们国家的古籍保护作出了很大贡献。而最打动我的，除了故乡情结，还有学校对这项事业的真诚投入——不仅成立了古籍保护研究院，配备专门编制，更在前期就投入两千余万元用于设备购置和学术活动。这不是图虚名，而是要搭建一个能长久发展的平台。”张志清说，在这里，他看到了古籍保护事业薪火相传的希望。“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我们培养了人才，创建了学科，让古籍保护成为全民认可的事业。至于未来的篇章，就要交给年轻的守护者去续写了，相信他们会给出更好的答卷。”

　　对话张志清

　　古籍没有固定解读方式

　　不同视角挖掘多元价值

　　记者：您在古籍保护领域工作了一辈子，经历了从手工操作到数字化、智能化的转变，这种技术变革给古籍保护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张志清：最大的改变是打破了古籍保护的时空限制和专业壁垒。过去我们保护古籍，更多的是在物理层面，比如改善库房环境、修复破损书叶，能接触到古籍的只有少数专家学者。现在通过数字化技术，一部宋版书可以被全球的研究者查阅，一个偏远地区的学生也能通过网络欣赏到《永乐大典》的细节，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更重要的是，新技术让古籍保护从经验驱动转向了科学驱动。比如过去修复师要靠肉眼判断纸张纤维，现在通过光谱分析就能精准匹配补材；过去学者要花费数年比对版本差异，现在几分钟就能完成，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必须坚守“原生性保护优先”的原则，数字化不能替代古籍本体的保护，智能技术的应用不能改变古籍的原始信息，这是底线。

　　记者：您提出“公藏私藏共同护佑文脉”的理念，这与传统的“古籍应归公藏”观念有所不同，是什么让您产生了这样的转变？

　　张志清：这个转变源于我对书厄史的研究感悟。历史上，过于集中的收藏往往在战乱、灾害中遭受灭顶之灾，比如历代的皇家藏书，除了清代散藏各处、得以保存外，其余朝代的藏书几乎没有保存下来。反而分散收藏于民间的很多古籍都能流传至今。过去我认为，公藏单位条件好，能更好地保护古籍，但实践中发现，民间收藏也有独特优势，一些收藏家专注于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能够穷尽奇书，反而能弥补公藏的不足。比如，天津有一位老工人，收藏了几百种《三字经》，涵盖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版本，就是对公藏的重要补充。

　　文脉传承需要多元化的保护体系：公藏单位负责保存珍贵古籍、制定标准、提供服务；民间收藏可以丰富收藏品类、激发社会活力。当然，民间收藏需要引导和规范，我们要通过培训、交流，提高民间收藏家的保护水平，形成“公藏私藏共治、共同护佑文脉”的良好局面。

　　记者：在海外学术交流中，您观察到许多外国学者倾注毕生精力研究中华古籍。这种跨文化的视角为我们理解古籍带来了哪些启发？

　　张志清：每次在海外见到外国学者数十年如一日研究中华古籍，甚至毕生研究一部书，这既令我感动，也促使我反思。这种跨文化视角不是简单的“外来的和尚好念经”，而是帮助我们跳出固有的思维定式，发现古籍中那些被忽略的价值维度。

　　比如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的《塞尔登地图》，在英国学者何大伟的考证下，被确认为中国人绘制的世界最早的东方航海图。这提醒我们，以往过于注重经史子集的研究，却忽视了舆图等边缘文献的重要价值。再如英国国家图书馆的吴芳思女士，专注于敦煌文献中的社会文书，从贩马契约、民间书信中解读普通人的生活。这让我们意识到，除了宗教、艺术等宏大主题，那些反映社会民生的微观细节同样珍贵。

　　古籍没有固定的解读方式，不同文化视角能挖掘出多元价值。现在我们推进“全球汉籍合璧工程”，不仅是为了实现古籍的“数字回归”，更是要搭建国际学术交流平台，通过碰撞与互补，让我们对中华文脉的认知更加完整、立体。真正的文化自信，既需要坚守传统，也需要开放包容。（图片由张志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