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节风俗，一般是指与春节相关的各种习俗活动的总和，包括祭祀、拜年、娱乐、饮食等多方面。其萌芽于先秦时期，定型于汉魏时期，确定了以正月为岁首的活动，如贴门神、挂桃符、驱傩等。随着儒家思想渗入其间，开始出现祭祀祖先、依次拜贺等伦理活动。唐宋时期活动更加丰富多样，如守岁、立门神、挂年画、贴春帖、拜年、元宵节等，同时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佛教、道教等文化元素也融入春节习俗中，出现了元宵灯节、佛教燃灯等活动，春节习俗更加多元化。天津作为一座移民城市，素称“五方杂处”，来自各地的居民，将不同地区的风俗带到天津，经过长期的融合而形成天津风俗，尤其是年节习俗。

　　老天津有句俗语“过了腊八就是年”。可以说，腊八是旧历新年的开始，相传这一天是佛爷出家的日子。每家在前一天就买好各样的米、豆、栗、枣等，或八九样，或十几样，是日很早便起来，杂而煮之谓之腊八粥。因此，进入腊月，天津街头便会出现售卖“腊八米”的，就是在提醒人们“腊八快到了，快买点米豆熬粥去吧”。富足之家则以腊八粥馈送亲友。故，清代乾隆年间《天津县志·风俗》记载说：“初八日，以米豆枣栗杂煮之，曰腊八粥，兼饲贫人。”有些为了增福儿女发有誓愿的人家，则在这天早晨大行施舍结缘豆和腊八粥等与路人。对于“腊八”这一天的习俗，老天津人很是信守。1933年的《益世报》就说：“国难紧急，市民依然过腊八。”

　　然后就是腊月二十三的祭灶。清末张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曰：“二十三日，祭灶，谓灶神升天。”家里用火做饭的地方是灶台，祭灶时敬祀的神仙是灶王，供品是糖瓜。昔日天津，从阴历腊月十五开始，大街小巷的油盐店、杂货铺、南纸店、百货摊都在代卖“灶王爷”，其灶王像大多来自“版画之乡”杨柳青，画面给人们以庄重的感觉。

　　近代天津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李金藻在《天津过年歌》中有很形象的说法：“还有一个纪念日，就是腊月二十三。糖瓜祭灶新年来到，灶王照例的要上天。恐怕上天不说好话，灶王的嘴所以要粘。依吾看，打灶的人偏媚灶，这叫作心苦嘴甜。好在往返不过一个礼拜，换一副新门面，再受那旧香烟。”腊月二十三祭灶日，表明开始“忙年”。从这一天开始，家家都忙碌起来，洋货店、香码店，就要拥挤得进不去。除了购置年货外也忙着蒸馒头、花糕一类。正所谓“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到了除夕那天，便是过年最热闹的时刻。民国时期《新校天津卫志·风俗》记载说：“除夕，多嫁娶。易门神，换桃符，插芝麻秸于壁。辞岁祭祖祢，祭品较常丰盛，家人设酒守岁。”张焘《津门杂记·岁时风俗》则曰：“除夕，接灶，祭神，祀祖先，拜尊亲，曰辞岁。夜饮不寐，曰守岁。”这一天人们都起得特别早，作为“一家之主”的老人就会带领子侄辈把春联贴上。考究些的是用木材做的“对子板”，用铜钉装在大门上，字句多是诗书礼乐或福禄寿禧之类。之后，门头悬上宫灯、彩绸，墙上挂了壁灯，屋门二门挂上红色的“胶子灯”。悬灯结彩之后，把应景的“吊钱”贴在门窗的外面。那种用红色棉纸制成的剔透的花纺，镶着“五世其昌”“金玉满堂”等字句，表现出天津的风土人文气息。妇女和孩子们则是梳洗打扮换新衣，从衣服到鞋袜几乎全都是红色，取意吉祥与辟邪。孩子们说话更要特别小心，不准说一句不吉利的话。

　　天黑后，全家老幼都要祭祀祖先，晚辈要向家中长辈磕头，谓之“辞岁头”。长辈给晚辈钱，谓之压岁钱，然后一家人围坐桌前，把早包好的饺子煮了，多多地盛几碗。如果家中有人外出，也要给他摆一份碗筷。吃的时候总要剩下一点，是希望这一年到头东西总有余裕的意思。无论贫富人家，这一夜大都不睡觉，谓之“守岁”。大多是做各种试运气的游戏，看一看来年谁的运气佳。民国时期，随着一批娱乐设施的兴起，公共娱乐活动增多，如电影院会举行“迎春夜”或“守岁场”活动。在过年夜，像卖带子、筷子、糖葫芦、糕干等的摊位特别多，吆喝声、叫卖声很是热闹。如子孙稀少的人家就要买筷子和带子，寓意很快就能得子。新妇的娘家也要买些糖葫芦等类食物给姑娘送去，这是因为糖葫芦取其子孙万代的意思。

　　大年初一过新年，晚辈要给长辈、祖先磕头拜年，也给同族人拜年。三五成群的大人小孩，全都穿戴得焕然一新，分途去拜年。遇见认识的人，都要彼此说一句“见面发财”。清末民初天津文人赵光宸在《津门岁时记》中写道：“初一日，谚谓之‘大年初一’。黎明，长幼皆起，衣华服，设香烛，拜祖先及父母以次，曰拜年。更同食素馅饺子，更取新交子之义。”清末天津诗人冯文洵在《丙寅天津竹枝词》中也描写了过年的热闹氛围：“辞岁迎年一夜熬，烧香早起好登高。鼓楼可揽全城景，老幼扶持不惮劳。”

　　包括天津在内的各地区的年节风俗，既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记忆，也是凝聚中华民族重要的精神纽带。因此，无论时代如何变换，年节习俗仍旧深深刻印在每一个中国人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