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市居民江先生为孩子申领河北省的独生子女补贴，需办理婚育证明。然而，他的这一合理需求，在各部门间陷入了“社区让找镇里，镇里让找区里，区里让找社区”的循环。人口流动日益普遍，异地办事却常遇沟坎。单个部门难以掌握个人跨地域、跨时段的全貌，群众又无力自证，信息壁垒如何打破？

　　市民：

　　开婚育证明为何这么难？

　　“开个婚育证明，没想到会这么难。”原籍湖南、现户籍在天津的江先生，为了给17岁的孩子申领河北省独生子女补贴，被支来支去，晕头转向。根据河北省相关政策，申领该项补贴需提供夫妻双方的婚育证明，用以证明申请人的婚姻、生育及子女数量情况。其河北籍的妻子在当地顺利办完了手续，但江先生在我市办理时却屡屡受阻，至今未能成功开具这份证明。

　　他首先前往居住地小站镇水榭花都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回应称，我市2016年已取消独生子女证，社区无权出具此类证明。他带着河北省提供的证明范本来到小站镇政府，希望核实后盖章，但镇里表示无法核实其婚育情况。江先生又咨询津南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得到的答复是需由社区先行调查并出具情况说明，才可“视情况办理”。然而当他再次返回社区时，社区依然表示没有核实其跨省婚育信息的能力与权限，无法出具相关说明。

　　一纸证明，就此陷入了“部门循环”，每个环节都有依据，每个步骤却都无法向前推进。

　　部门：

　　政策有要求 基层有难处

　　记者将江先生的情况反映至津南区政府后，经协调，小站镇政府最终为其开具了一份证明。

　　小站镇公共服务办公室相关负责人解释了办理过程中的实际困难。一方面，我市为减轻基层负担、规范证明事项，已将“婚育状况证明”列入《天津市不应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事项清单（第一批）》，因此社区居委会不予出具证明，符合规定。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出具证明必须基于其能够核实的情况。该负责人表示，江先生的情况有点特殊，其原籍湖南，并非长期居住于辖区，其婚育事实发生时间较早且地点在外省。镇级系统内仅能查询到其户籍迁入后的有限信息——在此期间“未办理过生育登记（准生证）”。

　　最终，在向上级部门咨询后，镇里依据这一可查信息，为江先生出具了证明，说明其“自户籍迁入小站镇以来，未在本镇办理过生育登记”。至于这份证明是否符合河北省方面的要求、是否“管用”，该负责人表示并不清楚。

　　问题：

　　部门看不清 个人证不明

　　记者随后联系江先生得知，那份仅能证明其“2020年户口迁入后未办理过生育登记”的文件，在实际申领补贴时完全无效。根据河北省的明确要求，证明必须完整反映其结婚、生育及子女数量情况，并需由户口所在社区及属地街镇共同盖章。

　　“我手中有户口本，清楚写明我名下只有这一个孩子，我还持有孩子的出生医学证明。多年来，我们家庭一直只有三人共同生活，事实清晰。这些法定的证件和实际的居住情况，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我的婚育状况吗？”江先生的疑问，恰恰问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当各个部门的信息不通、各管一段时，老百姓就算手握一堆证件，也没办法自己给自己“说清楚、证明全”。

　　江先生的情况并非个例，本报近期接到的多个类似求助，当事人均是户籍迁入的新天津人。这反映出一个问题，就是当一个人的生活轨迹跨越不同省市、不同时期时，其户籍所在地的管理部门往往只能查到他迁入后的片段记录，无法掌握其完整经历；而作为经历者本人，即便清楚自己全部情况，也找不到一个能让各地、各部门都认可的有效方式来证明它。

　　专家：

　　“减证明”后更需“通数据”

　　随着人口流动日益频繁，群众异地办事的需求日益增长。然而，当前政务数据共享的广度与深度仍有局限，“信息孤岛”现象依然存在，致使“让数据多跑路”的愿景，常在行政区划与部门权限的边界搁浅。一旦办事链条因关键信息无法跨域贯通而形成“断点”，群众便不得不辗转于各部门之间，既难以自证，也承担着额外的沟通成本与时间消耗。

　　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秘书长翟磊指出，清理不必要的证明是提升行政效能的重要一步，但更为关键的课题在于，如何构建起有效的跨部门、跨地域信息核验机制，以回应群众合理、跨时空的办事需求。这不仅需要持续做好简政放权的“减法”，更需着力做好数据联通与流程协同的“加法”，从而从根本上破解“部门掌握不全、个人证明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