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刃向内，刀尖向外——吕铮《双刃剑》新书发布会”于9月13日在北京举办。腾讯视频总编辑张恒、《十月》杂志原主编陈东捷、《双刃剑》策划编辑张引墨与作家吕铮一起做客新书发布会现场，与读者展开交流对谈。吕铮曾凭《三叉戟》享誉文坛、影视界，《双刃剑》是他的最新力作，讲述案件证人潜逃，董刃、江锋、赵阔、苏晓雅四名刑警因监守失职被降职、边缘化。十年后，探长董刃重新揭开尘封旧案，真相逐渐浮出水面。
在发布会上张恒表示：“我评判剧本、小说的标准有三个，即合理、有趣和突兀。吕铮的故事有趣、出人意料，下笔极具真实感，在这样的基调下，他更写出了平凡警察的喜怒哀乐，写出了他们的英雄梦。”吕铮也现场分享了自己的人生和创作经历。
《双刃剑》取材自现实
每个人物都有复杂性
好多朋友一提到我，就说吕铮是《三叉戟》的作者，这成了我的标签。但是，《三叉戟》是我在2015年构思、2016年创作的，如今还是我的标签，我感到不满足。在2024年，我觉得自己看待警察这个职业以及看待社会的视角都发生了变化，火候差不多了，有信心把一个警察“刀刃向内，刀尖向外”的故事诠释出来，于是开始动笔写《双刃剑》。
我刚参加工作时，在北京某个派出所，师父带着我和另外几个警察去抓一个犯罪嫌疑人。我拿着警棍冲进去时，就已经开始哆嗦了。门口是狭长的过道，两侧堆满垃圾、杂物，嫌疑人拿着斧子奔我而来，师父在后边一扒拉我，自己往上冲，场面十分混乱。我抓住那个嫌疑人的时候，自己抖如筛糠，感觉像低血糖的状态。后来我把这个情节写进了《三叉戟》。
前几年，师父找我，说你要有时间咱一起吃个饭，跟那谁谁谁。我吓了一跳，这名字似曾相识，再一想，这不是我抓过的那个人吗？师父说，那个人从大牢出来了，第一件事就是去派出所，把一大堆药费单子拍在那儿，说他活不下去了，要找抓他的那个警察。我师父出来，板着脸说，我给你找个工作，钱不多，够你活下去的。
那个人当了仓库保管员，领第一个月工资时，非要请这帮昔日抓他的警察吃顿饭。他问我师父，那小孩呢？原来看见我哆嗦的那个。我师父说，我那徒弟现在都是作家了。那个人说，必须叫他来！
那天我跟几个老警察去了一家小饭馆，跟当年我们抓过的一个人吃了一顿饭。那饭馆特别破，桌面上都是油垢，手机不敢往上放。我觉得我看到了他的一生，看到了他与我四目相对，坚持着最后的尊严。
现在提起他我都觉得动容。他当年也是好勇斗狠，替别人出头，没觉得自己不对，但确实触犯了法律。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对着录音笔，说了好多关于他的话。我仿佛进入了他的内心世界，他这么多年在想什么，为什么要请抓他的警察吃饭，他后悔吗？
警察和罪犯的博弈，永远是复杂对复杂，当我树立好一个警察的形象，如果反派过于单薄，就不足以与警察对立。我把这个人物放到《双刃剑》里，写完之后我突然发现，我没白结交他，没白跟他合影。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不能以善恶去轻易评判。
写出人物的过人之处
也写他们的性格缺陷
写《双刃剑》时，我在小黑板上记下三句话：一是细节处理要比同类作品强；二是每段对白、每个过桥，哪怕是一个场景描写、一段情绪弹幕，都要有信息量，要有交代，要能衬托整个小说的意象，其后才是对故事情节的推动；三是要奇在其外，跳出警察的身份去看警察。
我建了四个文件夹：对白、人物关系、人物、细节。动笔的过程，就是把这些零散的东西整理出来的过程。这是一个巨大的工程，好多碎片可能只有一句话。可能有人觉得我写得快，十个月写成一部小说，殊不知，我之前消耗了很多年，一直在积累素材。
这些东西浮在表面，而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人物的“魂”，把生活中的真实提炼成可以让人相信的艺术真实。我要写出他们的过人之处，写出他们性格的缺陷，写出他们内心的挣扎。当这样一个复杂的人呈现在我面前时，当我开始认识他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人物才算成功。这也正是我心目中好作品的标准：人物立体，人物关系牢固，以人带事，一切不落惊险奇特，落人心。
当时我儿子不到7岁，有一天他问我：“爸爸，警察都是好人吗？”他年纪太小，我只能说：“是，警察都是好人。”他接着问：“爸爸，如果警察干了错事，还是好人吗？”这句话把我问住了，我想了想说：“警察如果干了错事，可能那个阶段他就不算所谓的好人了，但如果他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就还是好人。”他又问了第三个问题：“如果一个人做了错事，又变成好人了，那他是好人吗？”我说他是好人。这段对话我用在了《双刃剑》里——孩子看似无意的发问像一把尖刀，一次一次地刺痛主人公董刃尘封已久、不敢去面对的那个伤疤，还有旧痂。
相对于“作家”，我更愿意称自己是一个写作者、亲历者、在场者。我觉得应该平视这个世界，甚至敢于靠近所谓的“黑白灰”，才能拓展信息量，成为一个更持久的写作者。
“恨活儿”的警察才是神探
他们永远不会袖手旁观
我23岁那年，误打误撞破了一个在北京行骗七年的案子。一个雨夜，我们抓获犯罪嫌疑人，关入看守所。刚回到车里，法医就跑来了，告诉我，经过体检，那人是女的！
这个女扮男装行骗的案子轰动一时，好多记者来采访，其中有一个记者说，我自己给你5000块钱，你把这个案子的前前后后都告诉我，我想写一个小说。我肯定不能答应，因为案子还在侦查阶段，还没向检察院移送起诉，更没判刑，不能给卖了。到判刑以后，我也没卖，我想，这么好的故事，我能不能自己写一个小说？
以这个案子为原型，我写完了小说《黑弈》，投给出版社。这是我写的第一个小说，出版后，我从出版社拿到三本样书出来，在繁华的朝阳门内大街上抱着书狂奔。那一瞬间，感觉整个世界都亮了。一个没有写作基础的人，通过努力，能呈现出一个作品，首印5000册，能让5000人看到这个故事，甚至可能有一天会拍成影视剧，让更多的人看到，对我来说，这是一件特别棒的事。
“恨活儿”的警察才是神探。我采访过的所有干得好的警察，都不是拿所谓的破案当自己职业规划、职业成长的阶梯，而是真好这口儿。由于办案经历多，他看到社会深层次的东西会更多，结识的人会更多，掌握的信息量会更大，他的人生也会更精彩。所以别怕累，丰富的经历是最好的宝藏。
我采访过丰台分局一个刑警，他给我讲了一件事。一个老人来报案，说锁在家门口电线杆子上的自行车丢了。可是，一辆旧自行车顶多值几十块钱，报什么案呢？老人说，不是钱的事，原来我骑着那辆自行车，驮着我老伴儿，去做放化疗，她坐在车后座上，眼瞅着一天一天越来越不行了，后来人就没了。我没儿没女，突然觉得，全世界就剩我一个人了。每天出门看到那辆自行车，觉得我还不那么糊涂，但自行车突然丢了……
一瞬间刑警就懂了，跟老人说，您甭管了，这事儿我们办！他说服领导，穷尽各种手段，我们的术语叫“警务支援”，24小时就把自行车找回来了。老人送来一面锦旗，他们把锦旗挂在办公室墙上正中间的位置。我觉得，如果一个警察一辈子能破几个这样的案子，并不比那些惊天大案差。我想写的就是这些警察。
前几年我采访一个浙江的老经侦，他跟我说了四个字，“主动下场”，又解释说：“我告诉我的徒弟，不准备、没准备，你要去干；你恐惧，你要去干；你觉得这个事可能干不好，你要去干；你同时在干无数件事，抽不出时间，你也要去干。”这段话太牛了，写小说也是一样的感受。
人这一辈子总得信点儿什么，哪怕在某个阶段碰到挫折。要是不信，所有的动作、心态都会变形。就像我刚刚完成的小说《梦探》，里面写了一句台词，只要你信，哪怕一缕微光，也能照亮世界。警察跟普通人最大的区别就是永远不会袖手旁观，永远挺身而出，如果每个人都能像警察一样，这个社会就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