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出版社出版的《深圳2035：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圳展望》（以下简称《深圳2035》），可以说是由郑永年教授领衔的团队，用经济学语言谱写的一部“命运交响曲”——它以深圳为琴键，以改革开放为旋律，谱写了一部中华文明如何向现代转型的壮阔乐章。

　　深圳创造的“现代化操作系统”

　　《深圳2035》分为九章，以经济学的精密笔触解剖了一座城市的现代化基因密码。

　　深圳从小渔村蜕变为全球创新枢纽的超级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活体样本”。郑永年教授团队历时多年解剖分析，反复推敲后成书《深圳2035》，从国际、国家、区域和深圳四个层面，解决深圳在未来20多年应该是什么（战略定位）、应该做什么（城市功能）、应该怎么做（具体策略）等一系列问题，实质是要回答一个更具普遍性的问题：如何通过制度创新与开放实践，在全球化逆流中开辟新路？

　　进入20世纪，电子信息技术驱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加速了全球化进程，全球产业链在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工和扩散节奏加快。深圳作为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首批四个经济特区之一，恰好接续上了这一场深刻的全球化运动。据统计，全球至今有成千上万个各种各样的特区，但成功的不多，而深圳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为目前世界上最成功的“经济特区”。

　　为什么是深圳？郑永年教授团队认为，深圳的成功，恰恰不是源于我们一般意义上的特区政策红利，而是由于其背后的制度韧性：开放的经济体系、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构建、民营经济的活力释放、移民社会的包容性治理等，这些要素共同创造了深圳一套“现代化操作系统”。

　　“起飞理论”VS“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圳进入一个关键时期，首要面对一个根本性问题：如何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础上，迈步到发达经济体的水平。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因为从世界经济体发展历程看，胜出是个小概率事件。

　　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借飞机起飞来类比经济增长。罗斯托的“起飞理论”认为，要形成一个生机勃勃的企业家群体，前仆后继从事冒险与创新，才能实现现代经济增长。但是罗斯托没有解决“起飞后”经济增长的问题，其实“起飞后”的增长更为困难。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经济体纷纷跌落神坛即是证明。

　　郑永年教授团队研究发现，200多年来，尽管西方发达国家不断面临各种危机，但其科技不断进步，经济不断发展。一个核心问题是，具有数个大规模“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的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是美国等发达国家保持其经济先进性和竞争力的关键。

　　所谓“地域嵌入型国际经济平台”就是通过营造区域经济、知识和规则一体化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环境，对世界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形成吸引力和向心力，推动区域优势产业完全嵌入全球生产链，从而形成保持区域经济技术持续升级的世界级经济平台。

　　对比中国的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成渝等区域，若这些区域也能形成具有自身特质的产业链，在留住自己的优质资本的同时吸引优质外资，将有助于中国成为高收入经济体，并且维持稳定的经济发展。

　　郑永年教授团队提出的“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是解决罗斯托未能处理的“起飞后”增长问题的重要机制和路径。

　　中国式现代化的“斗争”与“胜利”

　　《深圳2035》是郑永年教授团队“深圳研究三部曲”首部。第二部的主题是“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深圳的作用与担当”，将提出和研究“中等收入陷阱”同样重要的“中等技术陷阱”这一后发展国家要成为发达国家必将遇到和必须克服的难题，并以深圳为案例，为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提出有效可行的深圳方案。第三部为“平准经济学原理与深圳发展实践”，深入分析“平准经济学”原理在深圳的实际应用，并对深圳的未来做具有建设性和前瞻性的展望。

　　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完成转型的命运选择。在“命运”主题下，如何以制度创新的实践路径重塑中国文明的经济根基，以现代中华文明参与新型国际政治经济发展格局，充满了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中“斗争”与“胜利”乐章的辩证关系。

　　要理解郑永年教授的“深圳研究三部曲”，需要进一步去阅读他之前的英文学术著作“解释中国三部曲”。“深圳研究三部曲”可以说是“解释中国三部曲”的原理加案例版，它们共同构成了郑永年教授团队为中华文明向现代转型谱写的“命运交响曲”。这场“命运交响曲”没有终章，因为它的每个音符都在书写新的可能——正如郑永年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我们改变了自己，同时也改变了世界”。

　　（作者为文化学者，深圳出版社副社长兼《书都》杂志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