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何处？”总有人这般问起。我总要怔一怔，舌尖先滚出徽州二字，而后才想起那个唤作棠樾的村落。粉墙黛瓦在记忆深处忽明忽暗，像老宅天井漏下的碎月光。

　　新安江畔的棠樾村距徽州府城足有百二十里。村里老人总说府城是“三山半落青天外”的去处，他们终其一生守着祠堂檐角的云纹雀替，把进府城当作上元节许愿池里最亮的铜板。祖父却是例外，跟着商队往杭州贩茶，总要在徽州城歇脚。竹筏载着祁红松萝，过渔梁坝时总要往江心撒把盐——说是镇水神的规矩。

　　记得幼时随祖父走商，总要在渔梁坝换船。晨雾里摇橹声吱呀作响，祖父教我认两岸马头墙上那些翘角飞檐，它们在雾中游移，恍若巨兽脊背。待红日跃过问政山，方见斗山街的茶幌在风里招摇，汪一挑馄饨担子蒸腾的热气漫过雕花窗棂。祖父总说徽州城是活着的山水册页，可那时的我，只顾数着石板缝里的车轱辘草。

　　三百年前，这里收留过避乱的衣冠南渡。歙砚浸透的墨香里，渐渐长出盐商与儒贾并蒂的奇花。我在许国石坊下听过卖花渔村的杜鹃啼叫，在屯溪老街尝过毛豆腐裹着时间的霉香。那些歇山顶下的算盘声，可曾惊扰过朱熹讲学的回响？紫阳书院残碑上的“道问学”三字，倒映在戴震注解《水经注》的砚池里。许承尧编纂《歙县志》时，是否也曾在此拾得一枚宋代的瓦当？

　　最爱在雨后漫步徽州城墙。六米高的明代砖石沁着水痕，像老者的掌纹。城砖上“休宁窑造”“万历七年”的铭文，是时光烙下的胎记。城墙西接太白楼，传说青莲居士醉卧处，至今犹存“槛外一条溪，几回流碎月”的残碑。东连长庆寺塔，黄宾虹笔下“七级浮屠接苍冥”的景致，在暮鼓声里愈发苍古。在渔梁码头博物馆，泛黄的“水程捷要歌”仍记录着航运密码：“过淳安，三十六滩云；到杭州，七十二渡津。”当年徽商顺新安江东下，过严子陵钓台不敢高声语，说是怕惊了范仲淹在《萧洒桐庐郡十绝》里养的文气。

　　要说徽州城的水，绕不开渔梁坝。直到明嘉靖年间，知府冯世雍率众重修石坝，千斤条石以燕尾榫相扣，暗合“千年卯榫万年坝”的匠谚。我抚过石缝间的藓痕，忽想起筏工说过，旧时商船过坝前要往水里投枚铜钱——那沉底的方孔，恰似徽商睁着的眼。

　　常梦见呈坎村的九曲巷。青苔点染的小径暗合八卦玄机，罗盘在掌心微微发烫。双贤祠前的百年桂树，可还记得罗愿编撰《新安志》时的烛影？永兴湖畔的荷风，是否还带着渐江画《晓江风便图》的松烟味？去年霜降前后再去，见着八仙桌上晾晒的毛豆腐披着雪绒，祠堂天井漏下的光，正照着罗盘上“丙午分金”的刻度线。

　　这三十年间，徽州城愈发像幅未干的水墨。杭黄高铁的隧道穿透天目山余脉，像支狼毫划开千峰万壑。绩溪北站的青花瓷壁画上，胡雪岩的红顶官帽化作点点朱砂，落进胡适《兰花草》的五线谱里。屯溪老街亮起灯笼那晚，我在三马路遇见做徽雕的手艺人。他刀下的《清明上河图》正在梨木上复活，碎屑纷飞如雪。“现在年轻人学这个的少了”，老人说着，将一枚歙砚坯子浸入月光，“可总得有人记得，徽州的墨是怎么磨出来的”。

　　如今回棠樾村早不必绕道府城，可我总要在斗山街住上一宿。晨起看雾漫练江，恍若见着戴震在紫阳书院讲“理在气中”，胡适之在绩溪老宅写《兰花草》。晚来倚着渔梁坝听水，忽觉这城原是活的——马头墙是它扬起的眉，新安江是它绵长的呼吸，而那些散落街巷的歙砚碎片，正默默记取千年文脉的每一次心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