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广杰17岁到天津重型机械厂（以下简称天重）当工人，其后二十五年，他逐步成长、日渐成熟。天重也是他文学梦想的起点，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作家蒋子龙，并深受其影响。退休后，王广杰创立了“五子天地”文学创作社，开设公众号，出版了散文集《通红的炉火》。他说：“天重是我的精神原乡，是我一生学不尽的学校。我希望通过这本书，留下我们那个年代的印记，让后人了解我们曾经火热诚挚的岁月。”

　　初中毕业进工厂

　　高高兴兴照张相

　　我生于1953年，小时候家住河北区黄纬路与二马路交口附近。父亲常年在北京工作，母亲是制鞋厂工人，家里六个孩子，我排行老五，生活并不宽裕。1970年，我初中毕业，分配到天重当学徒工。

　　迈进厂门，眼前一片开阔。按当时我的感觉，这也太大了，单用两条腿走，三天转不过来！厂区布满铁道，后来我才知道，厂里竟有三列火车，无论是往厂里进原料，还是向外运产品，没有火车根本拉不动！“重”这个字，被火车诠释得淋漓尽致。

　　我被分配到铸钢车间清整工段氧化皮组。车间里，通红的百吨钢锭，在水压机的重锤之下好似面团，被翻过来掉过去地锻造。车间里一片通红，离机器很远，也能感觉到那股灼热。我心里略微有些害怕：吊着钢件的天车在头顶上来回经过，地面也不是很平整，还堆放着许多氧气瓶，得绕着走，生怕摔倒、砸伤。

　　突然来了几个年轻人，师傅们都很兴奋。组长让一位师傅带着我们去仓库领劳保用品——白色帆布工作服、鹿皮大头鞋。我们穿上工作服之后，拍了一张纪念照，表明我们已经是炼钢工人了，非常神气。

　　氧化皮组，主要任务是对毛坯件做加热处理。透过黑色防护镜，望着加热炉里通红的火焰，里面的钢件慢慢由暗变红。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明白了一个道理，经过热处理的钢件，能提高硬度、强度、韧性和耐磨性。

　　组长给我安排了一位师傅，进行一对一指导。技术人员每天给我们讲课，我逐渐掌握了正火、退火、回火、淬火等基础知识。为了能尽快提高工作效率，我还主动到天津市图书馆查资料，了解热处理的科学知识。

　　负责采购煤炭

　　出差发了高烧

　　天津市于1958年配套建设大型铸锻中心，1970年成功制造出6000吨水压机，从而改名为天津重型机械厂，成为我国重型机械生产基地之一，最辉煌时有上万名职工，固定资产总值在天津名列前茅。当年天津有四家领头企业——天津重型机械厂、天津拖拉机厂、天津内燃机厂、天津动力机厂，并称“四大天”。

　　我进厂时，正赶上制造6000吨水压机，当时被称为“七零工程”，从设计到投产用了13个月。6000吨水压机高22米，长43米，宽10米，本机重1400吨，操纵系统重300吨，共有1.7万个零件，可以锻造75吨重的大钢锭。安装调试时，工程师和工人们连轴转，用了三天三夜。

　　伴随着该项工程竣工，我所在的铸钢车间也发生了变化——扩建为四个车间：铸钢车间、炼钢车间、铸铁车间和木型车间，人数从原来的四五百人增加到三四千人。后来，我们清整工段的新厂房也建好了，氧化皮组被分成两个小组，一个热处理组，一个入库组。我被调到入库组当组长。

　　1978年，我被调到供应科仓库，一干十年，当上了库长。上万种原材料，占用资金几千万元，二十多名库管人员，让我着实磨炼了一把，掌握了物资管理、账务管理等业务。

　　上世纪80年代，铁路运力紧张，煤炭供应不足，严重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假如没有煤，天重6000吨水压机的钢锭就不能加热。1987年，我被调到供应科外勤组，担任煤炭业务采购员，利用各种渠道关系，保证火车货运车皮计划的落实。

　　记得1989年春节，厂里煤炭告急。刚过了正月初五，我就去往山西大同矿务局，必须让矿上发运组帮忙，多给安排几车皮发运计划。

　　那时的交通条件和现在没法比，火车上人满为患，站一路是外勤业务人员的基本功。到达目的地后，我住进招待所，正值假期，街上没有一家饭馆开业，只能靠从天津带来的烧饼咸菜充饥。

　　大同矿务局十三矿煤矿发运调度四班倒，我连跑了四天，早晨起来奔矿上，天黑了才回招待所。公交车上很冷，有的车窗玻璃还掉了、碎了，大风刮到车厢里，冻得人瑟瑟发抖。也不知怎么搞的，有一天从矿上回到招待所，我突然上吐下泻，发起高烧。拨通前台电话求助，招待所主任知道后问我，要不要给我妻子打个长途电话？我琢磨，妻子一个人又带孩子又上班，够不易的了，不可能让她跑大同来啊！而且她要是看到我跑业务这么辛苦，更放心不下了。于是我说：“谢谢，不用了。”

　　可是我一个人出差办事，输液时没人照顾也不行。我老舅母家在大同，我到大同后，就和她联系上了。那时没有电话，招待所主任按我说的地址，费尽周折把我老舅母接来了。多亏老舅母照顾，我的身体才得以康复。

　　应该说，那是我个人在天重最苦、最累、最难的日子，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日子。后来我离开天重到其他企业工作、应聘为职业经理，都能游刃有余，多亏曾在大型国有企业磨炼过、摔打过。

　　满怀激情写首诗

　　结识作家蒋子龙

　　当年也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回想起来，跟传说似的。上班的路上，用“狼狈”这个词来形容一点儿也不过分。天重在北郊（今北辰区）马庄，离我家比较远，得坐公交车。那个年代的公交车太挤了，车站黑压压一大片全是等车的人，远远看见车来了，刚停下，门一开，人们就争先恐后地往上挤，根本顾不上排队。我是被人群挤上车的。不用扶，别说摔倒了，连动一下都不可能。每到一站，乘客就“摽门”，非得上车，但车上哪儿还有地方？那也得玩了命地挤。等我到了目的地，同样也是被别的乘客挤下车的。落地后，两脚才算站稳。

　　上班也不带书包，拎个白色尼龙网兜，兜住一个大号的铝饭盒，盛着满满一盒饭菜。那时候的人特别能吃，带少了吃不饱，下午三四点钟就饿了。到厂里后，集体把饭盒放进锅炉房的熥饭箱里，中午去拿饭，打开熥饭箱，热气扑面，那味道说不上难闻，但也说不上好闻，反正很独特。冬天车间有暖气，有时候就把饭盒直接放到暖气上，也能焐热了。

　　在学徒期间，我认识了锻工车间的蒋子龙。锻工车间加热炉的数量比我们铸钢车间多，炉体体积也比我们车间大。那时蒋子龙是锻工车间党支部副书记，但我们仍按工厂惯例，喊他蒋师傅。

　　1971年夏天，我们工段的团支部组织团员青年义务劳动。我刚进厂，没有什么技术，只能帮忙清砂。看到天车吊着钢件在空中来回运送，电气焊和风铲响声不断，电焊的火光以及从钢水中喷溅出的火花形成了一幅优美的画卷，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写了一首“诗”。正是因为这首“诗”，我成了车间里的“诗人”，被视为“人才”，在《天重厂报》上经常发表通讯报道和短文。

　　车间团总支书记让我参与团总支办报，当编辑，给了我提高的机会。我爱朗诵，厂宣传科派我和结构车间的徐适生、行政科的张师傅，还有蒋子龙师傅到天津人民出版社参加活动，让我大开眼界。

　　1975年，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在天津召开，蒋子龙师傅参加了会议，会后创作了小说《机电局长的一天》。此后他创作了大量工厂题材的小说，包括《乔厂长上任记》《三个起重工》《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锅碗瓢盆交响曲》等，成为著名作家。我们天重能走出这样一位大作家，我也觉得特别骄傲。

　　退休后，我创立了“五子天地”文学创作社，开设了公众号。这个名称来自于我的小名——小五子，与“天地”联结，我觉得便有了那么一点儿情怀，帮我圆了年轻时的文学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