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卷》杂志自2000年4月创刊，迄今已有25年刊龄，已出满300期。25岁，正值芳龄。作为执行主编，董宁文（子聪）先生几乎以一人之力，承担着约稿、审稿、编校、付印，到邮寄样刊、分发稿费、传递天南海北的作者间的信息等工作，事无巨细，孜孜矻矻，年复一年，持续支撑了25年，可谓是中国新时期期刊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个奇迹。

　　《开卷》确实是一份小刊物，小小的32开本，正常情况下每期连同四封一起，薄薄的，只有一个印张，而且永远是朴素的单色印刷和简单的骑马钉装。偶尔会有特殊情况，比如刊物的某位老作者（文化老人或《开卷》尊者）谢世了，《开卷》会以纪念专辑的方式，增加一个或两个印张，出一期“特辑”。但刊物虽小，天南海北的读者、作者、学者，还有编辑出版行业的从业者，几乎没有谁不喜欢这本小刊物的，以至于全国各地出现了不少称得上是“骨灰级”的“《开卷》迷”和“《开卷》粉”，有的“《开卷》迷”以从《开卷》创刊号开始，一期不漏地收藏了全部《开卷》为幸事、为骄傲。

　　那么，《开卷》的魅力到底在哪里呢？或者说，《开卷》的意义何在？300期《开卷》当中，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密码”存在呢？当然是有的。不过，这可能需要一些专门研究期刊史的专业人员来仔细挖掘，作分析研究。

　　在我看来，《开卷》自创刊以来，一直有自己的坚守，始终保持着自己的一些基本特色。

　　比如，经常被书友们津津乐道的“民间立场”和“布衣情怀”。这可能也是一份民间小刊，能够获得广大读者、作者、学者和书友们一致认同和追捧的思想底蕴、情怀力量，或者说是它的“精神密码”。

　　比如，《开卷》为许多被文学史、文化史、艺术史和文史界“遗忘”和“忽略”了的老作家、老学者、老艺人、老读者等，提供了一个负暄琐话的园地，团结和吸引了一大批耄耋老人、米寿老人、百岁老人甚至是茶寿老人作为《开卷》的基本作者队伍。这些老人，以生活在京城和江、浙、沪一带的居多。这是在其他任何刊物上都难以看到的一种“景观”。这些老作者，几乎每个人都是一部“活”的文史掌故宝库。他们可能已经写不了大块文章，但《开卷》所需要的，正是一些洗尽铅华、谈往忆旧的“闲说”短文。

　　又比如，因为这些短文，渐渐也使《开卷》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鲜明的、基本的文风——借用已故学者、评论家，也曾是《开卷》的老作者刘绪源先生的说法，就是一种“谈话风”。

　　所谓“谈话风”，简单说来，就是用平淡的谈话，表述深刻的意味，行文从容、平白、清浅、耐心，而又处处讲究叙述的趣味，甚至不惮于把文章写得如同和小孩子说话般的“一清如水”的文风。

　　刘绪源在他的《今文渊源》一书里曾分析说，“谈话风”散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第一代的新文学家中大行其道，其内在的原因，是那一代文人自身的特性所致。那一代文人，大都能洒脱地游走在各种学问之间，素养深厚而心态自由，各具个性而又总能发出启人深思的声音。他们作文编集，往往“以完整表达自己的真性情为最高标准”，喜欢有益复有趣的随意发挥，内心充实高傲而天趣丰饶盎然，文章里总是会充满“灵动滋润的气息”。这种气息，甚至直接影响和决定着作家创作生命力的强弱和短长。

　　刘绪源还引用不少在时间上跨越了现代和当代两个时期的文坛老人做例子——这些文坛老人，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开卷》的作者。刘绪源分析了一下他们作文的“秘密”：“那些最有‘后劲’的文坛老将，恰恰都是擅长‘谈话风’的”；“上好的‘谈话风’最本质的要求就是能表达作者的真人、真性情。如在思想、人格、学问、情趣上鲜有魅力，那‘谈话风’也将是最能泄底的一种形式。”

　　在我看来，创刊25年来的300期《开卷》，是妥妥地容纳和保存下了“谈话风”的“一星半点微光”，甚至把它变成了小小刊物的一种薪火相传的文风。这种文风，有一个外在的“标识”，就是以短文居多。当然，也不是完全排斥长文，而是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言之有物。看得出，千字短文，是《开卷》的最爱。但遇到言之有物的好文章，《开卷》一点也不吝啬篇幅。例如2023年第一期打头的一组《南大人物剪影》（作者王希杰），就占了当期《开卷》的29页。幸亏这一期刊物有两个印张，放在平常，这组文章正好是整整一期的篇幅；再如2024年第一期也是打头的一篇《钱锺书〈代拟“无题”七首〉题旨论证》（作者吴海发），也占了18页篇幅。

　　《开卷》的短文，主要是“短”在篇幅，而不是“短”在分量。它每一期里的戋戋短文，不是“正传”，却似“外史”；也非高头讲章的“文论”，而是读书阅世、关乎世道人心和开卷有益的“书话”。恩师徐迟先生晚年写过不少类似散文诗的篇幅那样的短文，他称之为“网思想的小鱼”。散文家梭罗有一句名言：“时间只是我垂钓的溪。”二十多年前，美国历史学家伯纳德·格伦主编的《世界七千年大事总览》中文版面世时，我曾应约为《博览群书》杂志写过一篇书评《时间的组诗》。在文章里，我引用了梭罗的这句名言，谈到一个观点：很多作家、历史学家，一般都习惯于“宏大叙事”，著书作文，出手即是所谓“高头讲章”，而不愿对过往岁月里的许许多多“凡人小事”锡加以“历史”之称，结果呢，正如梭罗所言，会有许多“思想的小鱼”实际上并没有被钓起，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游走了。而《开卷》的“使命”似乎就是在时间的河流里，打捞那些值得记忆的“凡人小事”，钓起那些鲜活和银亮的“思想的小鱼”。

　　再比如，《开卷》的作者构成也很有意思。它不仅拥有一支庞大的、堪称“文化耆宿”的老年作者队伍，同时它又能海纳百川，不拘一格，小小的园地向着全国各地和不同年龄的作者开放。因此，《开卷》也用25年的时间，为自己聚集起了一个“五世同堂”的作者大家庭。如果有人愿意稍加耐心，给300期《开卷》开出一份人名索引，那一定是一份洋洋大观的，跨越民国和新中国各个年代、各个历史时期的人名索引。

　　桃李春风，江湖夜雨。廿五春秋，整三百期。小小的《开卷》，已然创造了巨大的奇迹。此情此景，不由得使我想起清朝诗人查慎行的那首《舟夜书所见》：“月黑见渔灯，孤光一点萤。微微风簇浪，散作满河星。”小小的《开卷》是一盏渔灯，是一点萤火。300期清清爽爽、洁净朴素的小杂志，也如同“微微风簇浪”，然后渐渐“散作满河星”。相信它将长久地存活在千千万万书爱者们明亮、温暖的回忆与感念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