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三十年中发生的变化，并不都应归因于全球化。全球化的影响在一些领域中体现得更为明显：首先是计算机、卫星电话和互联网的创新，这些创新迅速进入个体家庭用户中；第二，在历史上第一次，“发达国家”里的中等和低等收入人群能够负担得起廉价的长途运输，由此，以燃料为基础的大规模运输进一步发展；第三，及时建立并运营起统一的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第四，不同国家、地区的消费偏好和消费模式出现了融合的现象，然而对于世界各国普遍“麦当劳化”的说法应持保留态度；第五，知识作为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重要性大大增强，它为那些视自己为“知识社会”的社会带来了竞争优势；第六，一系列基本的国际公认准则的巩固，使侵犯人权的行为和各种具体的暴力和歧视形式失去合法性。

　　历史学家们倾向于看到这些新颖事物的前身和延续性。他们并未宣称：在最近的10年之交前后，有任何处在发展过程中的、太阳底下的新鲜事物存在，相比之下，他们往往要抑制各种放纵不羁的兴奋情绪。1870—1914年之间，贸易与投资已经出现了大规模的全球化，这一时期相当多的经济分析读起来像是对全球化的实时评论，读者曾一度用“全球化”替换旧有的世界经济——在这类文献的书写上德国人处于最前沿——或者“国际经济”。在信息技术领域，互联网的发明和引入看起来像1860—1902年间广泛的有线电视网络安装现象的重演。这两种技术承载的能力、经济背景，附加到它们之上的政治控制程度，给用户的习惯和文化前景带来的影响都是不同的。但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这项新技术标志着时间和空间的“革命性”压缩。当实时通信已成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的时候，一个时代中独特新颖的部分经常是生活快速变化。然而，在早前的世代，至少在欧洲，人们也曾有过相同的经历。自1780年起，这些也是革命时代，即铁路的繁荣建设时期以及1890—1914年之间的“世纪末”的共同特征。所有这些到目前为止，很难找到所谓生活节奏加速的硬资料；在令人振奋的年代，模糊的感觉就是所有事情都通常发现了来源。一种不同的连续性被发现，即明显的破裂和进展被证明是表面化的。因此，全球化的理论家认为，当代全球化成功地创造了自己制度的基础，塑造了强大的跨国网络，有效地进行了全球治理。然而，始于2008年9月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商业脆弱的制度基础，重新引入了民族国家和国家政府的概念作为保证跨国资本主义的生存不可缺少的角色，而这些概念早就已经被许多理论家宣布过时甚至是废弃掉了。历史混淆了当代社会和政治思想这一影响较大的学派。

　　“全球化”概念广泛普及，大批作品着墨于此，但并不能证明社会科学家会成功地构建全球化理论，达到理论形成中的最高标准。尽管有像伊曼纽尔·沃勒斯坦、阿尔君·阿帕杜莱、曼纽尔·卡斯特尔、萨斯基亚·萨森这些重要的思想家的作品，但全面且以经验为主的全球化理论仍然已不见踪影了。如何能够识别和衡量全球化，这样的理论对历史学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它将老生常谈的概念升华为一种分析工具。照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一理论的支持者们并不认同他们基于无限的可用数据对当今世界进行的解释。那么全球社会是越来越平等还是越来越不平等？世界文化是同质的，抑或是文化差异越来越大？关于这些看似简单的实证问题，人们仍缺乏共识。这并不能激发人们满怀信心将“全球化”概念应用于“过去”，牢不可破的事实可遇不可求。世界历史学家和全球史学家们肯定可以观察全球化理论进一步的发展情况。然而鉴于他们自己拥有更多的斑驳难辨的关注，他们并不依赖于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