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曾一气儿写过两篇端午节俗的小文,疾呼“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历代写端午的诗词),佐证着端午早已融入炎黄子孙世世代代的习俗与血脉”;“从古人记录历史的吟咏,到今人薪火相传的承继,这就是我们绚丽多彩、弦歌不辍的端午与粽。”之所以写得火急火燎,是痛惜我中华文化的瑰宝竟被他人抢先申遗。当时也替春节捏了把汗,世界约20个国家和地区都将春节列为法定节假日了呀,万一又……不过,担心终是多余了,2024年12月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决定将“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其实,大可不必如此火急火燎,如此局促紧张,神州华夏毕竟是年的原乡。至今还记得多年前,好友柯子带我溜进兰州大学教室,去旁听他大哥柯杨教授讲授民俗学时的情景:“中国的春节,从虞舜即天子位,率众官拜天地开始,距今已有4000多年历史。”“蹭听”的我在横格本上飞快地记着笔记,认真程度不亚于那些正式学生。“春节,浓缩了我国数千年来文明进程的丰富内涵,集中表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包蕴着许多独具特色的农耕民俗文化符号的精髓。”因儿时对“年”系怪兽的故事心存阴影,所以柯杨教授对“年”充满阳光的评价令我为之一振。关于“年”的起源,无论是“海底怪兽说”还是“山魈恶兽说”,但凡染了恐怖色彩,虽于学术学理尚可接受,情感上却多排斥。我始终认为爆竹震天、红色漫街、火树银花并非是对“年”兽的恐吓与驱离,而是人们对红火日子的热望与拥抱,所以宁愿更信“以字为证”的解释。“年”的甲骨文是“人”与“禾”的组合,下边是一个弯腰展臂的人,上边则是他托举的一束谷穗,所以“年”本为“年成”“年景”之意,与怪兽无关。孟浩然《田家元日》即有“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的诗句。随着人们对时间概念的认知,“年”从收获禾物的本意渐渐赋予了春夏秋冬四季跨度的时空转换意义,于是每逢岁月更替之际,便将祈福来年的强烈愿望演进为“过年”的系列庆典活动,即我们申遗的主题“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
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就是春节的系列年俗文化活动吧,细数起来还真是丰富多彩——送灶神、吃糖瓜、扫尘、接祖先、换新衣、逛年货市场、贴年画、贴福字、贴吊钱、贴春联、做年夜饭、包饺子、看春晚、发压岁钱、吃年夜饭、放爆竹、守岁、接财神、拜年、逛庙会、舞龙、舞狮、舞鼓、赶社火(高跷、旱船、跑驴、铁芯子等)、看春节档期贺岁电影、赏元宵灯会、包汤圆、吃元宵等。面对如此多趣的年俗,却有同龄朋友抱怨:“咱小时候天天盼过年,对吧?再看现在,没劲!年夜饭没嘛滋味儿,年也过得没嘛年味儿。”我当然深解同龄朋友的心路历程,生于上世纪50年代,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上山下乡,对物质生活的匮乏体验极烈,当时能吃上有炖肉的年夜饭以及“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盒子往家转,初四烙饼炒鸡蛋”的年俗,就成了记忆深处刻骨铭心的“过大年”。如今这些年时盛宴早已成为最稀松平常的吃食,不是年味儿淡了,而是日子好了。无须再用老眼光一味去盯物质的吃,应深解春节家宴文化的其中味,更需从琳琅满目的年俗中乐享年趣、品琢年味儿。
有些农耕年俗文化也在随着工业化进程而演变。记得1976年我的探亲假凑巧赶上春节,便从甘肃回到天津。当时下放到南郊大韩庄的父母已调到八里台公社工作,住在洪泥河边的小院宿舍。那时全家都已当惯了农民,置办年夜饭也随了农村年俗。父亲先在小院角落里安放一口水缸,由我负责年夜饭制作。我将母亲买来的猪肉分切为约20厘米见方若干块,在大灶锅内煮至八分熟,捞出来将肉皮煎上糖色,每块切成薄片后单置于碗内,将肉皮那面朝着碗底,存入水缸天然冷冻,吃年夜饭或来客人时,只需取出一碗,将土豆或胡萝卜滚刀块置于肉上蒸透,再扣至菜碟便是色香味俱佳的扣肉了。当然,水缸中还有我做的丸子、煎鱼、馒头等,可从小年一直吃到元宵节。那次,我甩开膀子大享了一把“农耕年俗文化之年夜饭制作”的乐趣。现在,农副产品的深加工已相当成熟,食品工业亦十分发达,很多家庭将现成的熟食买回加热即可变出一席“速食年夜饭”,甚至直接去饭店预订年夜饭。时代变了,生活方式变了,年俗自然也会随之变化,倘正确理解年俗的流变,自然会在其中感受新的年趣。
年俗的确在随着时代之变而流变。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元日》是描写年俗最著名的诗作:“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四句写了放爆竹、饮屠苏酒、换桃符三种当时最流行的年俗。这些年俗,有的得以保留,有的化为乌有,而换桃符后来演变为贴春联了。
历代描写放爆竹的诗词举不胜举,刘禹锡的“爆竹惊山鬼”、元稹的“乱骑残爆竹”、欧阳修的“楚俗驱神爆竹声”、苏辙的“复惊爆竹起春雷”、范成大的“岁朝爆竹传自昔”、解缙的“儿童夹路爆竹喧”等,都将过年放爆竹的民俗传神地描述出来。这一年俗不仅绵延至今,且随着科技发展,爆竹的花样品种越发绚丽多彩,历代骚客倘穿越到2025年,不知会被光怪陆离的新式爆竹惊诧出何等令人忍俊不禁的诗句呢。
而被先祖们热捧的年俗饮屠苏酒,如今人们只能从史书或古诗词中觅其痕迹。唐代诗人卢照邻《长安古意》中曾写到屠苏:“汉代金吾千骑来,翡翠屠苏鹦鹉杯。”北宋苏轼在《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中也写道:“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其弟苏辙更在《除日》与《除日二首》中两写屠苏:“年年最后饮屠酥,不觉年来七十余”“屠苏末后不辞饮,七十四人今自希”。南宋陆游的《除夜雪》也写屠苏:“半盏屠苏犹未举,灯前小草写桃符。”“除日”即“除夕”,“除夜”即“除夕夜”,“元日”即“正月初一”,看来唐宋时期饮屠苏的年俗大为盛行。而今,过年的屠苏酒早已不知踪影,代之而饮的,不唯国粹杜康、花雕,更有形形色色的威士忌、白兰地、伏特加、朗姆、杜松子、龙舌兰等洋酒和各种品牌的啤酒。饮酒的年俗正伴随全球化与时俱进,酒趣愈发盎然。
有趣的是,如今凭靠现代通信手段时兴的“云拜年”,前人也不乏类似的年俗嬗变。明代文徵明在《拜年》中描述:“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现在的电话拜年、短信微信拜年,同当时的“名片拜年”不都是“不求见面惟通信”吗?
当集中体现中华民族价值观念、伦理道德、行为规范的传统节日文化融入我们节日生活时,春节中颇具仪式感的包饺子、写春联、吃年夜饭,与平时的煮速冻饺子、练书法、下馆子,其旨趣也就不可同日而语了。
题图摄影:陶微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