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战略部署，为进一步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加快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天津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方面“勇争先、善作为”的重要要求，亟须基于历史观、大局观和角色观，系统把握新质生产力历史演进的基本规律、大国生产力博弈的核心逻辑、天津勇争先的有效路径。

　　一、基于大历史观的新质生产力演进之理

　　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呈现出以下规律：

　　一是“S”形迭代与跃迁规律。作为一个动态演化系统，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表现为由缓慢起步、快速增长、趋于饱和等三个阶段组成“S”形曲线。每当生产力达到“趋于饱和”的瓶颈期，迟早都会在能源、材料、加工制造或信息处理等方面发生革命性、颠覆性突破，衍生出一大批新型技术簇群，导致大量新型基础设施、新型生产要素和新型生产要素组合的涌现，催生出一大批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形成新型技术-经济范式；同时，也会带动传统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由此，生产力开启了一轮又一轮的“S”形增长。

　　二是领先国家或区域的更替规律。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水平在空间上是非均衡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曼彻斯特和伯明翰，法国的里昂和圣埃蒂安，德国的纽伦堡等城市实现了快速发展；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伦敦和谢菲尔德，法国的巴黎和里尔，德国的柏林和法兰克福等城市发展迅猛。进入到20世纪中叶，美国的硅谷成为世界信息技术和高科技产业的中心。

　　三是资本驱动的生产要素整体联动规律。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商业资本、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和风险资本在产业革命的不同时期和领域，对驱动科技创新和生产要素升级，以及引导生产要素流动与配置，发挥了不同的作用。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早期，以博尔顿为代表的商业资本家支持瓦特改良蒸汽机，使得蒸汽机广泛应用于采矿、纺织和运输领域。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产业资本成为推动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第三次产业革命时期，金融资本成为支持技术创新型企业成长的主力军，在硅谷的崛起过程中，风险资本成为驱动生产要素整体联动的重要推手，助力硅谷在全球范围吸引和整合各类创新资源和生产要素，打造高效的创新生态系统。

　　二、基于新角色观的新质生产力争先之路

　　今后一段时期，是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否抢先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的关键时间窗口。习近平总书记在天津视察时，提出天津要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勇争先、善作为”的重要要求，这意味着天津市应当在发展新质生产力上承担探路者和排头兵的新角色，应当基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演进之理，找准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争先之路”。

　　一是面向当今时代的数智科技创新浪潮和深度科学创新浪潮，统筹谋划天津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战略地图，抢占全球产业竞争的制高点。一方面，天津要紧紧拥抱数智科技创新浪潮，奋力发展自主可控的数智产业，大力推动传统产业的数智化转型。另一方面，天津要战略性地投身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自2022年以来反复强调的深度科学创新浪潮（即聚焦基础学科的基本问题，以重大科学发现为导向，以基础研究为驱动力的颠覆式创新），提高应用数学、脑科学、具身智能、合成生物学、基因、纳米、新材料、新能源和储能技术等方面基础研究能力。

　　二是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一方面，面向产业创新，大力加强数智化基础设施、智能制造基础设施、能源与绿色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对标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大力建设一批支撑深度科学创新浪潮的大科学装置和深度科学研究中心，从软件和硬件两个方面切实强化概念验证中心的验证能力、原型开发与优化能力、应用场景测试能力。

　　三是创建京津冀深度科学创新联合体，打造一体化的基础学科的创新链和服务链。一方面，整合京津冀优势科技创新机构，创建京津冀深度科学创新联合体。另一方面，面向“研发、孵化、转化和产业化”等深度科学创新链条的各个环节，充分发挥天开高教科创园在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上的优势，谋划建设深度科学的创新服务链条。

　　四是强化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建设。一方面，设立天津市基础学科研究中心和基础研究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专项资金，优选一批青年科研人员，为其提供稳定科研经费支持。另一方面，进一步优化分类分级的考核和评价的指标体系和机制，助力中青年科研人员的长远发展，强化其原始创新能力。同时，进一步优化同行评议机制，实施多元、动态、透明的同行评审，打造风清气正的科技创新评价环境。

　　【作者为天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4AKS021）、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KS22-00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