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天津感光胶片厂，从民国时期的初创，到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的兴起与辉煌，再到新时代技术与产品的创新与嬗变，不仅是天津工业史的一个缩影，更是天津工业自强不息精神的象征。

　　清末，随着西方影像技术的传入，摄影照相在中国推广开来。至20世纪初，各地照相业发展迅速，照相器材的需求也随之日益增长。当时中国照相业使用的器材基本依赖进口，为改变民族摄影器材制造业的落后状况，一批有志之士开始了积极有益的探索与实践。

　　1941年底，在天津南市开设“谦光”照相馆的李文琪与李玉梧，苦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导致的进口感光材料的短缺，决定着手自行研制照相干板。研制之初，这两位年轻的创业者迎难而上，靠参阅各类摄影书籍，潜心学习并研究照相干板的制作工艺。在整个研制过程中，玻璃打底时所需的照相明胶的制作是横亘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难题。照相明胶既是感光材料卤化银乳剂的重要载体，也能有效提高卤化银乳剂的感光度，其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到卤化银乳剂的照相性能。为研制出合格的性能稳定的照相明胶，李文琪与李玉梧不断摸索，反复试验，经过一年的努力，终于攻克这一技术难关，成功研制出“牛皮熬制的明胶，手工涂制”的照相干板。

　　“谦光”照相馆的自制照相干板，不仅实现了自给自足，还出售给同行，很快就因质好价廉而供不应求。于是，李文琪与李玉梧干脆关闭照相馆，于1943年集资创办天津裕中摄影器材制造厂，专门生产销售照相干板。不久，该制造厂研制生产的七星照相干板就在天津上市，因其具有“感光特快、银粒微细、反差适宜、感色性佳、高级人相、无丽不臻、药膜坚固、价格低廉”等优点，并且“全色性能适于室内照相，与日本富士人相、柯达全色人相同”，一经面世就广受好评，销售形势一片大好。但好景不长，因有抢占日货市场、威胁日本在华经济利益之嫌，天津裕中摄影器材制造厂被日伪政府责令停产。为继续生产，裕中厂一边想方设法与日伪周旋，一边转入地下生产，并由李玉梧亲自挂帅前往华东、华北等地打通外销市场。由于裕中厂产品质优价廉，再加上国人提倡和支持国货，很快平济、平包铁路沿线的照相馆都开始大量使用七星照相干板，北平的宝星、利达、信孚、永孚等数家照相材料行也纷纷选择经销裕中厂产品。就这样，在黑暗的日伪统治时期，裕中厂依靠坚韧不拔的精神和过硬的产品质量，在夹缝中艰难前行，在中国照相器材市场闯出了一片天地。

　　抗战胜利后，由于美货充斥市场，又逢通货膨胀，裕中厂生产难以为继，几近停产，但仍然顽强地依靠生产明胶勉力维持。天津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大力扶持下，裕中厂重获新生，很快恢复七星照相干板的生产，并陆续研制出相纸、软片、胶卷、医用X光片等感光产品。1950年，裕中厂更名为天津市七星摄影器材制造厂；1953年，该厂实行公私合营改造；1956年，国家投资建设新厂，并再度更名为天津感光胶片厂；1958年新厂落成投产后，天津感光胶片厂秉承自力更生方针，坚持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相结合，发展依靠人才，创造出多个全国第一，迅速成长为我国轻工感光材料工业的大型骨干企业。此后，天津感光胶片厂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品结构优化升级，在军工领域和民用领域均卓有建树。上世纪80年代，天津感光胶片厂更名为天津感光材料公司，加快轻工感光材料工业企业现代化的步伐。进入新世纪，企业积极搭建转型发展的新平台，成立天感科技园，组建创新型高科技民营企业，形成银盐感光材料、数码影像输出材料及周边技术、PET薄膜及深加工技术产品和文化创意四大产业为主导的产业集群。

　　八十多年前，两个年轻人靠着一腔热情和自强不息的钻研精神，在国内一穷二白的技术领域，硬生生开发出了媲美进口垄断产品的生产工艺，让中国摄像感光材料摆脱了对进口的依赖，并历经磨难成长为中国光影产业的一面旗帜。天津感光胶片厂的创业发展历程，是天津历经百年风华、仍葆生机活力的工业之路的见证与缩影；在不断前行中所彰显出的敢为人先立潮头、锐意进取求发展的奋进精神，也正是天津工业文化的写照，呈现出天津这座城市的精神文化特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