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9月，“史界革命”的巨擘梁启超应校长张伯苓之邀，为南开大学学子讲授“中国文化史”，为时一学期。讲稿于次年结集出版，定名为《中国历史研究法》。这部书稿与1926年至1927年他在清华开讲的“补编”，共同构成了梁氏史学思想的集大成之作。梁启超以改造中国旧史学和重写中国历史为史学革命的主旋律，犹如一声惊雷乍起，震动五四时期的史坛。史学史学科之形成，一般以梁启超的这两部名著为标志，他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奠基人。杨翼骧先生（1918—2003）早年被《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的魅力所折服，在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求学之际，又受知于姚从吾、郑天挺、向达等史学前辈，坚定了毕生从事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志向。1953年他调往南开大学历史学系，在中国史学史领域辛勤耕耘五十载，呕心沥血地阐扬梁启超的创造性构想，成为20世纪后半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杰出的开拓者之一。

　　杨翼骧先生，字子昂，1918年出生于山东省金乡县的一个书香门第。金乡杨氏在清代出过十名进士，其祖、父辈大都从事教育事业，在当地颇有声望。他幼年随侍祖父，诵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唐诗三百首》等蒙学读物。进入小学以后，在父亲严厉的督导下，背诵《四书》《诗经》《左传》《古文观止》等古代经典，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读初二时，除涉猎古典小说外，他还热爱“五四”新文学，迷恋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巴金、老舍等大家的文学作品。高中阶段，他向《山东民国时报》《山东日报》的文艺副刊投寄散文、诗歌，竟然全数发表，作家的梦想在青春的心灵里萌芽。

　　1936年，杨翼骧先生毕业于山东省立济南高级中学，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史学系。1937年抗战爆发，他返乡过暑假，未能及时随校南迁。1938年初，日寇侵占山东，他不顾艰险，告别家乡父老，只身南下，开始辗转千里的复学行程。他经徐州、武汉抵达长沙，而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已迁往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于是杨先生不得不继续前行，途经衡阳、桂林、柳州等地，一路上贫病交加，备尝艰辛。1938年冬，他抵达南宁，一时陷于绝境，经友人介绍，来到崇善县的湘桂铁路工程第三段担任抄写公文的职员。在工作之余，他向当地图书馆借阅梁启超的著述，梁氏首倡的中国史学史像磁石一样，让年方二十的杨先生心动不已，暗下决心，决意以史学史为终身志业。他研读《史通》《文史通义》，选读“前四史”、《资治通鉴》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史部。经过七八个月的昼夜苦读，收获颇丰，撰写了近十万字的读书笔记。1939年9月，在失学整整两年以后，杨先生终于抵达昆明，进入西南联大历史系，完成了个人生命中刻骨铭心的复学之路。

　　当时西南联大历史系会聚了一批著名史学家，包括姚从吾、毛准、郑天挺、向达、钱穆（以上属北大）、刘崇鋐、雷海宗、陈寅恪、噶邦福、王信忠、邵循正、张荫麟（以上属清华）、皮名举、蔡维藩（属南开）、吴晗（属联大）等。他们不惧恶劣的战时环境，以刚毅卓绝的民族气节推进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哺育了一大批史学界的后起之秀。在抗战艰苦的岁月中，杨翼骧先生失去家庭的经济支持，常常忍饥挨饿，总是穿着一双“空前绝后，脚踏实地”的鞋子。“空前”，是前面露着脚趾；“绝后”，是后面露着脚跟；“脚踏实地”是鞋底破了洞，脚底直接踩着地面。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四处勤工俭学。1940年，蒙元史专家姚从吾首次讲授“中国史学史”，杨翼骧先生将所作《晋代之史学》呈送审阅，获得姚先生极大的鼓励。

　　1942年，在明清史名家郑天挺的指导下，杨翼骧先生完成本科毕业论文《论曹操统一中原》。大学毕业后，经姚从吾介绍，前往中央图书馆工作。次年，重返联大历史系，担任北大史学系助教。1946年，他随北大复员返回北平。1947年至1948年，他陆续发表《司马迁记事求真的方法与精神》《班固的史才》《三国时代的史学》等专题论文，在史学界开始崭露头角。1949年9月，在郑天挺、向达的支持下，他接续姚从吾在北大讲授“中国史学史”，讲授的内容从上古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完成了一部贯通古今的史学史讲稿。

　　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之际，北大史学系原主任郑天挺、清华历史系原主任雷海宗联袂赴津，转任南开大学历史学系主任和世界史教研室主任。吴廷璆、谢国桢、杨志玖、王玉哲、黎国彬、杨生茂、辜燮高、杨翼骧、魏宏运、来新夏等中青年史家云集景从，南开史学走入崛起辉煌的时代，一时有“小西南联大”的戏称。杨翼骧先生调入南开以后，历任副教授、教授、历史学系副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1985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史学史专业的博士生导师，成为当时该专业在全国仅有的4名博导之一。其重要著述有《秦汉史纲要》《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三册）》《杨翼骧先生中国史学史手稿存真》《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讲义》《学忍堂文集》和《杨翼骧文集》。他与华东师范大学吴泽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是中国第一部史学史学科的辞书。多卷本的《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不朽名作，被中外学界誉为“披沙拣金，嘉惠后学，其功大矣”。此外，杨先生关于裴松之、刘知幾以及奴隶社会、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研究论文，早已成为中国史学史领域的经典之作。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把中国古代史家的人生经历、历史著作以及不同时代的社会政治、学术思想背景，以年代和基本史料贯穿起来，名为“编年”，实已具备“史学史”的雏形，它为研究者勾画出一个全景式的中国史学演进之脉络。全书取材浩繁，除历代正史以外，还包括编年史、纪事本末体史、典制史、杂史、别史、笔记、目录学著作、文集、总集、类书、族谱、年谱、方志等古代文献，以及近现代海内外学人的研究成果。杨翼骧先生以现代史学意识总揽中国古典史学之演进，借助于丰富而系统的原始资料，全面地揭示各个时代的史官建制、修史活动、体裁演变、著作撰写、史学思想和历史思想。史料的选取和排比，恪守“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史事的辨正和别裁，于朴实中透出精深的学术功力。该书不仅可以作为初学者的入门阶梯，同时也是专业学者拓展研究的可靠导引。

　　20世纪初叶的中国知识精英，因对晚清国势不振的激愤，从对现实政治的激烈批判，走向对中国传统的制度、思想和文化的全面否定，于是流行一种看法：二十四史是帝王的家谱。这其实是比较片面的认识，究其根源，乃是现实焦虑的投射和放大，这使中国古典史学蒙上不应有的“原罪”，沦为“史界革命”率先打倒的对象。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可靠性、真实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遭到主流思想的质疑和否认。事实上，中国不仅有悠久灿烂的古代文明，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编纂传统。中国史学发展之连续性、史学遗产之丰富性，在世界各国中罕有其匹。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杨翼骧先生坚定地认为：中国的史学家不仅要认识中国的历史，还要认识中国的历史学。中国具有丰富的史学遗产（包括史学理论的遗产），研究中国史学史是批判地继承这份文化遗产，以光大今后的史学研究，同时弥补其缺陷与不足，充实和发展未来的历史学。

　　杨翼骧先生长期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讲授“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秦汉史专题研究”“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史学名著选读”“中国史学史专题”等课程。他一向主张“治学先学做人”“治学的目的是做一个有文化素养、品德高尚的人”，所培养的十余位硕博研究生，大都学有专长，不少人已经成为中国史学史学科的著名学者。晚年回首前尘，杨先生不无感慨地说道：“我从‘八九点钟的太阳’就爱好中国史学史，到了‘日落西山’，终于见到了这门学科的壮观胜景，真是感慨万千，深为庆幸，内心激动不已！”作为中国史学遗产的发掘者、探索者，杨翼骧先生的志业和创获注定会成为激励后来者不懈进取的学术典范。

　　（作者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学人小传

　　杨翼骧（1918—2003），字子昂，山东金乡人。1936年考取北京大学史学系，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历史系并留校任教。1953年到南开大学工作，历任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1982年筹建南开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所长。从事中国古代史、中国史学史教学与研究。与吴泽先生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是中国第一部史学史学科的辞书；编纂多卷本《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建立起完整系统的中国史学史资料体系；发表多篇学术论文，另有《秦汉史纲要》《学忍堂文集》《杨翼骧文集》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