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朝时，天津作为支援辽东作战的军事要塞，即设立了军粮城；金朝的时候设立了直沽寨，屯兵5000人左右；元朝时设立了海津镇，屯兵7000人左右；明朝时设立了天津三卫，屯兵9000人左右。随着政治中心北移，北京成为都城，江南的物资漕运无论走海运还是内河航运都必须经过天津，天津的地位日益重要，到清末的时候已经发展成为直隶的政治、经济中心。

　　《明史》明确记载了天津卫的设置，但没有记载其因何得名。正史记载，直沽是海运的重要枢纽，土地肥沃，要设置天津卫以守护。“天津”这一名字由何而来正史没有记载，主要有以下两类说法。

　　（一）天子津渡说

　　天津卫的得名目前认可度较高的说法是“天子津渡说”，其主要依据有三：一是明代弘治十二年（1499）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所撰的《天津卫城修造记》；二是弘治年间吏部尚书兼大学士程敏政著的《天津重修涌泉寺记》；三是明代嘉靖年间问世的《重修天津三官庙记》。

　　以上三处证据，均出自天津旧志的艺文部分，是与诗歌等题材放在一起记录在案的，并不作为信史。三份记文均为距离永乐一朝时间较远的文臣在具体工作中提及天津时所描述的，有邀功之嫌。李东阳之说，“我朝太宗文皇帝兵下沧州，始立兹卫，筑城浚池，立为今名，则象车驾所渡处也”。永乐皇帝渡过沧州是1400年，天津设卫是1404年，时间对不上，且未说是朱棣赐名。程敏政著《天津重修涌泉寺记》与李东阳之说内容相似。《重修天津三官庙记》记载“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此时朱棣的身份是已经被皇帝下诏削藩的“假”燕王，不存在后文“圣驾”的问题，身份对不上。天子渡河之处叫天津，从北京到南京要过大运河、黄河、淮河、长江等多处河流，渡河之津都是天子津渡，为何只称直沽为天津？在朱棣靖难过程中，第一仗是争夺北京的控制权，最险的一仗是打济南渡黄河的战役，渡过运河只是一次正常的军事行动，意义对不上。作为犯上作乱的“假”藩王，不会为一次没有太大意义的渡河而赐名，为自己增加一个僭越的罪名。《明史》中有多处皇帝为山川河流等赐名的记载，但《明实录》《明史》中均无记载朱棣赐名天津，因此其说有待商榷。

　　（二）占星之说

　　清康熙版《静海县志》载：“初志：史记云：尾箕幽州，齐燕之疆，又经纬云斗七星，五玉衡主赵，六开阳主燕，七瑶光主齐，女宿之上，瓠瓜之次，有天津九星，明姚广孝稽分野在静海郡，遂以东北隅小直沽置天津，则箕星实静海之分星也。”这是天津来源于星官说的最直接依据。

　　乾隆版《天津县志》卷首《凡例》“又按旧志天津本近口关名，在良乡北，自永乐置卫，天津之名遂移直沽”。流经直沽的是天津河，早在金朝就已命名，是京城漕粮运转的重要通道，天津关与天津河二名合一的可能性较大。卷首《凡例》为志书的核心要义，是深入考据之后才得出的全书总纲，可信度较高。乾隆《天津府志·星土志》记载了天津按照占星而来的星野分布情况，天津府对应天津星。乾隆年间的县志、府志分别从得名、分野两个方面论证了天津的来源。

　　天津桥、天津街、天津河、天津关等命名均与天津星相关，可谓同宗同源，是天人合一思想的产物，是古代朴素宇宙观指导下万物命名的结果，寓有非常崇高、美好的喻义。天上有天津星，地上有天津城，在古代的分野文化中二者一一对应，与长沙星对应长沙城有异曲同工之处，区别是长沙是先有城后有星，而天津是先有星后有城。天津星作为中国古代占星文化的一个生动事例，是我们充分挖掘天津历史，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点。

　　冯志远先生的系列文章“典籍里的天津”至此刊发完毕。从下期开始，本专栏将连续刊发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的系列文章“津派文化与近代化”。 

　　——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