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的古籍记载“天津”一词，多指天津桥，梅尧臣、周彦夫等文人墨客都曾留有相关墨宝；金代正式命名天津河，此时“天津”从洛阳移到北京周边；明代史料偶有提及天津河，是指天津卫的一条河流，大致与金代河流相同，天津河即是后来海河水系的一部分。

　　秦汉之前，天津地区经常受到海浸的影响，湖泊、沼泽众多，不利于耕种，人口较少。刘秀渔阳起兵等与天津相关的历史事件中，几乎没有与渡河相关的记录。三国时期，曹操远征乌桓，在天津地区开凿平虏渠，即今日海河水系雏形，海河水系出现在正史当中。唐朝初期，李世民远征朝鲜，在东丽区军粮城镇设转运粮台，当时的军粮城是海岸线所在，可以使海运和内河航运联系起来，可见唐代天津河就能大量通航。到宋、辽时期，以天津河为界河，直到金命名天津河，它的名气逐渐大起来。

　　金代命名的天津河是宋辽的界河，在静海县（今静海区）境内，也名潮河，大致相当于现在的海河。界河（天津河）在北宋和辽对峙时期，其主要功能为军事防御。由于黄河的北流，使得界河（天津河）的宽度、深度增加一倍有余。除界河（天津河）外，北宋为了防御辽朝骑兵南下，利用今白洋淀、文安洼一线构造凹陷洼地，构筑了一条西起今满城区北山，经清苑、高阳、雄县、霸州等地，东至泥姑海口（今天津东南的西泥沽和泥沽咀一带），绵延450公里的塘泊防线。天津河作为界河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但其经济、政治价值却不大，只以界河简单描述，远不及流经大名府（今河北大名）的御河等其他河流有名。

　　金朝入主中原后，实行陪都制度，除了首都中都大兴府（今北京市）以外，还有南京开封府（今开封市）、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南）、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四个陪都，但以中都大兴府为最重要。上京、西京、东京诸地是粮食主产区，粮食可以自给自足，甚至可以支援其他地区。中都的漕粮主要来源于河北、山东两地，发挥运河功能，打通运粮通道对金朝的统治至关紧要。

　　金代的天津河主要指北京通州以下经杨柳青镇到出海口这一段，它沟通了今南运河、子牙河等河流，处于连接内河航运至京城的关键位置。黄河改道南流后，由于水流减少，南运河的漕运河道运输能力逐渐下降。1205年春，金章宗亲自组织改凿新渠，东移的新运河经静海县（今静海区）到杨柳青镇抵达三岔口，连接潞水，直达通州。新的运河路线彻底避免了河道淤塞的情况，保证了漕运的通畅。在修好运河的次年，《金史》记载设置了一名通济河巡河官，统一管理天津河、通济河，名为天津河巡河官，归都水监管理，根据《金史·职官志》记载金朝的巡河官管辖12000名兵丁，可见对天津河的重视。

　　金朝贵族入主中原后迅速汉化，继承了汉人的大部分礼节制度，汉人的正统思想极大地影响了金人。金继承了辽中原正统的思想，希望自己的首都是代表中原政权的首都。据说，金章宗完颜璟亲自为通州至中都闸河段水路赐名通济渠，赐通州至信安海壖（今三岔河口）一段的水路为天津河，取“天汉津梁、通漕众济”之意，直观反映了天津河“象天法地”的命名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