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矿工到诗人，从诗人到作家，成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这一切都源于陈年喜从学生时代开始的对文学的执着追求。十六年的矿工生涯，他走遍大江南北，看惯了人情世故。他写下成名诗作《炸裂志》：“我在五千米深处打发中年，我把岩层一次次炸裂，借此把一生重新组合。我微小的亲人远在商山脚下，他们有病身体落满灰尘，我的中年裁下多少，他们的晚年就能延长多少。我身体里有炸药三吨，他们是引信部分，就在昨夜，在他们床前，我岩石一样轰地炸裂一地。”

　　他曾被评为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受邀登上过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演讲台。如今他回归故乡，通过网络卖点儿土特产，更安心于写作，出版了最新散文集《峡河西流去》。全书14万字，是一本向故乡回望的书，是一本向故土生活中的人事和风尘致敬的书，说到底，是一本关于人、关于地理风物烟尘的书。

　　生在乡村酷爱读书

　　辗转矿区不舍文学

　　陈年喜的父亲是个木匠，有时兼行医，粗通文史，能讲《史记》，会唱孝歌，是远近闻名的孝歌“歌手”。他的母亲也喜欢哼唱地方小曲。家庭的影响，是他喜爱诗歌、散文，走上文学道路的根基。

　　“在我的少年时代，农村读书的氛围比较浓，村里有订报纸、杂志的习惯。我庆幸在那个时代出生、长大。我伯父就有很多杂书，他是一个羊倌儿，一生单身，但爱读书。医学的、文学的，很多书我都读过，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古文底子很好，中学语文课本上的古文，即便老师不讲，我也都会。那时我甚至还写过一个古装戏曲的剧本。”陈年喜说。

　　1990年，20岁时，陈年喜开始写诗。生活阅历简单，内心充满激情，想法很朴素：一方面想靠写作改变命运，走出乡村；一方面梦想成为作家、诗人，受人尊敬。他写了大量风花雪月的诗歌，以模仿为主，虽然发表过一些，但命运并没有因此而改变。多年后回忆起来，他想明白了一个道理：“作品是作者内心认知的产物。作品中没有人的、没有时代的、没有生活的真相，读者就不会买账。”

　　结婚、生子，接踵而来的，就是挣钱养家的问题。1999年冬天，陈年喜到秦岭南坡的灵宝金矿工作，一年后成为爆破工，随后天南地北到处辗转，在各个矿区一干就是十六年。他经历了太多的生死，见过了大江大河、大风大浪，无边无际的自然与地理，渺小无助的生命，那种巨大的不对称、那种反差，让陈年喜思考了很多事情。

　　“在新疆，古老的叶尔羌河边，我有时会看见几个人，无声无息地把死者抬到山脚埋葬。天地巨大，时光漫长，这样的仪式，这样的生死，与这苍茫无际的人间，好像又是匹配的。一个村子十几户人家，被无边戈壁围困，他们大多数人从生到死都没有走出过这个村子。你以为他们的精神很苦，但其实他们很快乐，发明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乐器，吹拉弹唱，能歌善舞。他们有自己的生命伦理法则，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自成体系。我常想，环境和地理的力量是多么伟大，什么样的环境就能诞生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文化，完全可以自洽。”他说。

　　有很多年，每到农历初一、十五，矿主会给陈年喜100块钱，让他买香火纸钱，向洞神跪拜祈祷。洞神一般是三位——土地公是当地现管，赵公明主发财，老君炼丹出身，负责矿产。

　　陈年喜说：“祈祷的内容当然是保佑矿主发财、平安。但是，我那时对发财和平安太渴望了，所以每次祈祷，都会在心里把内容擅自篡改为让自己和工友发财、平安。十几年出生入死，我们这些人没有平安，也没有发财，但发财的矿主不少，大概神也知道香火钱是谁出的，就对谁负责吧。”而在他看来，这件事，就是文学本身。“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学材料，与之相通的是对于某些事物的执念，奉之如宗教，比如我对于文学，沉浸其中，再也走不出来，再也干不好别的事情。”

　　获年度桂冠工人诗人

　　首部诗集卖出10万册

　　矿山的生活让人绝望，对陈年喜来说，写作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他想靠写作去寻找一条通道，能暂时走出来，透一口气，获得一种灵与肉的双重安慰，那种感觉就像通过坑道爬出矿井。2010年，他开通了博客，发布自己写的诗歌。2013年年底，他写下了《炸裂志》。

　　陈年喜说：“那时候我知道，我与文坛离得很远，没有人认识我，谁也不了解我的生活，写下这些，也不会有发表的机会。但是我至今仍觉得，矿山时期的写作可能是我真正的写作，因为它基于生命，基于血肉，基于生活和现场本身。生活和命运本为一体，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就是彼此发现，彼此塑造，彼此成长，而非此消彼长。其实在那个时候，写作并不是我最想干的事，我要做好的是生活本身，是挣钱养家，但一直做不好。文学也没做好，它们都是很难的事情。”

　　2015年11月，陈年喜参与真人秀节目《诗歌之王》，与歌手罗中旭组成搭档，一个写词，一个谱曲并演唱。财经作家吴晓波于2016年12月30日发起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评选，陈年喜获得殊荣。

　　不久后，吴晓波策划出版了《我的诗篇》工人诗歌集，并组织众筹拍摄了反映工人诗人生存状况的同名纪录片。镜头记录下包括陈年喜在内的一批工人诗人的劳作、生活、悲欢离合，他们用诗书写劳动、吟咏爱情，也用诗抒发悲伤和欣喜。纪录片播出后引起较大反响，陈喜年跟随摄制组前往美国，在哈佛、耶鲁等知名学府演讲，从容淡定地述说着自己对诗歌的感悟、对人生的理解。

　　写诗，让陈年喜的命运悄然改变。他离开矿山，因为颈椎病比较严重，同时也想出去走走看看。他在不同的城市漂泊了好几年，融入社会，看到了很多过去在矿山看不到的事物，接触了很多人，也真正明白了一些人生的道理。

　　2017年，经人介绍，陈年喜去贵州某景区工作，负责写文案。那段日子，有一件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场活动，我们请了一些作家、诗人。编写公众号文章时，我发现其中有一位诗人的简介很长，出版过四十多本书，书名都写上了。同事问我，那么多的书，他自己能不能都记得书名？我很感慨。写作的意义是什么？作为读者，我的感受很清晰，文学不应该自娱自乐，不应该自我陶醉，不应该王顾左右而言他。在这个时代，文学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很多人浑然不知。”

　　2019年1月，陈年喜出版了诗集《炸裂志》，收录了他在2013年到2017年之间写下的诗歌，共260首。“一个西安女孩，是我的读者，大学毕业后，到出版社做编辑。我这样一个籍籍无名的人出版诗集很难，在她的坚持下，出版社终于通过了选题。”幸好，最终的结果没有辜负那位编辑的坚持，这本诗集加印16次，卖出了大约10万册，成为现象级的畅销诗集。

　　陈年喜说：“文学对我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我的性格，它让我敏感、多思，不那么盲从和妄想。比如同样去看风景，有的人看到的是雄壮、秀美，而除了这些，我还会看到其背后那些漫长的生长和挣扎。我写的每一首诗歌，都会选择从十字坐标的中心出发，向纵和横两个维度延伸，增加一首诗的现实和历史感，避免单薄、扁平化。这也是我观察、判断事物的方法。所有的知识都是常识，所有的现象都是基于常识的现象，所谓华丽，并不华丽。”

　　在追寻文学梦的道路上，陈年喜由衷地体会到，写作是一件孤独的事，全靠自己摸索，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走。他谦虚地说：“我写得少，感觉也没走什么弯路，很平淡，没有什么特别值得讲出来的。今天的所谓成绩，其实是赶上了时代风口。”

　　回老家网销土特产

　　写下27篇故乡散文

　　2020年，50岁时，陈喜年确诊尘肺病，身体已不能适应在外打拼，他辞职离开贵州，返回老家。他的主业仍是写作，同时干起了“半吊子”电商，通过自己的微博和朋友圈，低价出售家乡土特产。当地交通不便，无法直接收发快递，他常骑上摩托车，跑70公里山路，去县城发货。算起来成本也不低，所以通常会凑到十几个订单，才跑一趟。

　　经常在村、镇、县之间穿梭，他对脚下这片土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发现，随着年轻人不断外出闯荡，乡村逐渐凋零——学校因为学生数量锐减办不下去，诊所因为没有病人难以为继，自己当年每天上学必走的那条小路，已完全被荒草覆盖。村里有很多房子空了，主人不知道去哪儿了，但墙上贴的报纸、电影画报还在，甚至记在上面的电话号码，以及一些杂事还在。荒弃的水井仍清澈甘甜，似乎在等着主人归来。这些场景，都让陈年喜无限感慨。

　　在他看来，每个作家，终其一生，都在写故乡，因为故乡是每个人命运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来时的路。他开始写《峡河西流去》，“回到故乡，我意识到，余生将再次与这片土地发生关联，终老后，也会埋葬在这片土地上。”

　　写故乡之书，其实并不容易。父辈老去，同辈远走，青年陌生，甚至陈年喜自己和故乡之间也变得很陌生，写作素材极难获得。但他选择坚持，开启了一段对故乡及文学根源的探寻之旅。

　　他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写峡河的历史、地理、人文、景致，写峡河人的群像。是回忆，也是追思，乡音、乡貌、乡土人情，都通过笔端落于纸面，凝结成27篇关于峡河的故事。这些故事就像一部由27个镜头组成的纪录电影，语言依然是平静的，节奏依然是舒缓的，读来却让人感到情绪特别饱满。

　　谈到《峡河西流去》这本书跟他之前的散文集相比，有哪些新意？陈年喜说：“新书比以前的作品更从容一些，淡然一些。还有，也用到了一些当地的志怪故事，亦真亦幻。乡土世界可能包含这样的元素，不可言说，也是一种言说。”

　　陈年喜的妻子一直在默默地支持他。“她知道我有想法，也有分寸，从不多问我在干什么，能不能挣到钱之类。我写好了一首诗，会让她读一遍给我听，我感受其中的韵律顺不顺，文字要不要再捋一捋。我们村基本没人知道我在写作，不清楚我在外面具体干什么，她对外人从不谈我的情况，这对我也是一种保护。”

　　文学之路有苦也有甜，陈年喜说：“我能一直坚持下来，是因为我别无所好，别无所长，文学恰好能让我纾解生活中的愁苦，也能帮我解决一部分吃饭问题。”

　　陈年喜访谈

　　回到生活现场 

　　描绘真实图景

　　记者：2023年10月您加入了中国作协，从矿工到作家，心态上有什么变化吗？

　　陈喜年：这对我是一种激励，让我随时提醒自己不要写得太糟。我是一个民间写作者，民间身份、民间立场，写民间人群、民间生活。因为身体原因，我现在不再打工了，是自由之身，但自由带来的坏处是散漫、慵懒，我总告诫自己，要好好写作。

　　记者：谈谈您当下的日常状态，新书出版后，接下来会写什么？

　　陈年喜：我在网上卖自己的书，也卖一些家乡的中药材、土特产，也会受邀去参加各种活动。我对未来没有具体的计划，目前开了两个专栏，写专栏文章。与出版社又签了两本书的合同，需要完成。其中有一本长篇小说，还没动笔写。外松内紧，也有压力。

　　记者：为什么从写诗转向写散文，还要写长篇小说？

　　陈年喜：在我看来，诗歌、散文、小说，没有高低之分，虽然一直有个说法，中国是诗歌的国度，但散文的成就也一样高，《左传》《汉书》《史记》，它们对历史和事物的记录极为丰富。还有一点，当下的诗歌创作有很多困难，包括它自身的原因，也包括读者的原因，让它走到了一个瓶颈期，没人去打破这个瓶颈，或者没有能力去打破瓶颈。更主要的是，写诗挣不到钱，散文能挣得多一些，小说好像挣得更多，这是我的私心吧。我觉得，不写小说的作家不叫作家，小说才是写作的康庄大道。

　　记者：全媒体时代，所有人都是创作者，在您看来，我们还需要文学吗？

　　陈年喜：我的回答是，要的，而且更加需要，只是这种需要不再那么张扬，不再那么有仪式感，那么单一，而是像和风细雨，像生活本身。我们人人拥有电子产品，拥有便捷的交通工具，每天处在各种资讯的中心，常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什么都知道，但事实上，我们只是换了一种形式闭目塞听，依然处在孤岛，左冲右突而毫无结果。不说太遥远的人和事，就说我们自己的故乡，那些亲人，那些生活记忆，我们对他们并没有更了解，更理解，而是变得更陌生，更遥远。无数的数据、信息，只是皮毛的、零碎的，借助它们没办法深入和还原那些事实和真情，而只有文学做到了，完成了。几十年、几百年后，后来者回看我们所经历的这段日子时，要感受那些人和事，那些悲与欢，那些平凡和惊心动魄，在很大程度上仍要借助文学的力量。

　　记者：但是当下很多人并不看书，因为有太多选择，阅读不是必需品，那么作家需要怎样应对这种局面？

　　陈年喜：文学要回到生活现场中来，描绘出人和社会的真实图景。我也看到很多写作者作出了努力，比如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现实主义创作，比如非虚构文学不断地发展，比如“素人”写作登场。文学在以各种方式拥抱读者。（图片由陈年喜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