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登陆院线是一件颇有点冒险的事情，然而近期一部名为《里斯本丸沉没》的国产纪录电影却引起热议，评分持续走高，着实值得玩味。关于宏大历史中细如微芥的个人；世界性战争的残酷中，多方利益在某个具体的细节中，微妙转化为朴素人道温情的故事，不仅带我们走回历史现场，更引发后人的深刻思考：关于战争与和平、残忍与慈悲、邪恶与正义等颇富张力的冲突，被浓墨重彩地泼洒在荧幕上。导演方励也并未满足于渲染和写意，自有独特的“工笔细描”之法。
作为一位理想主义者，电影人方励在八年的时间里几乎倾家荡产，将一艘被遗忘的沉船和一段段战争故事打捞出水面。电影以二战时中美日英博弈关系和战争格局为主要故事背景，在宏大政治逻辑和军事逻辑中融入细腻的“人情”：那些亲情、爱情、友情的情感逻辑，使得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对被遗忘历史的去蔽与重构，更是讲述了“人”的故事。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成了谜”，韩寒的一句歌词中暗藏的故事，在方励这里具象为有血有肉的122分钟的群像。他不满足于仅表现失踪沉船的感性的忧郁与神秘，而是选择了“一头扎进去”。他走访了四个国家、三百余个家庭，街头采访、面谈访问，街道、墓地、大海、居民楼……“不干，你就是历史罪人”“再不做就来不及了”，方励的自我选择，背负起了一个沉重的历史责任，对一段遗忘的过去客观再现、重构、发声，揭开了历史的伤疤，暴露出病态与鲜血，展现了担当与大义。中英两国有三名亲历者前几年相继去世，导演想从死神与时间的掌心中，抢救回一段历史。方励说：“讲历史只是电影中很小一部分，只占了不到20%，更多是讲人的命运、人的遭遇，讲一个大的战争里关于家庭、关于亲情、关于爱情、关于友情、关于人性的光辉。”方励拯救了处于遗忘边缘的记忆。在剧中，一位外国记者听到他要为这段历史打广告以找到那些破碎的家庭，热泪盈眶地给予了支持与帮助——他肩负一位电影人的责任，联通了个体与大众的情感体验，把孤独的单数的声音传到了正义与善良的大众耳中。
在孤独的单数——亲历者及其亲属的视角上，电影聚焦于各方的态度、观点与情感，秉持客观的叙事立场，把判断的权力与职责留给观众。为了回到历史现场，一定会触及亲历者不愿回忆与提及的记忆，还原历史的理论逻辑和触碰亲历者的创伤性记忆的实践逻辑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垒。方励关切而人道的行为值得称赞。采访时，他与老兵聊家常、聊老人感兴趣的军队趣闻，老兵感受到温情后主动打开记忆闸门全盘倾诉；他在2019年替幸存者家属为他们的父辈举行了葬礼，带领他们航行到那个值得铭记的坐标之上，为死者奏响安魂曲。
这一视角下的关键词可概括为“战争创伤”，以破碎、无知、懊悔等词语为核心的创伤性回忆贯穿整部电影，拷问着后来者的立场。发射鱼雷的美军机械师在多年后的幸存者聚会上因懊悔崩溃大哭，许多英军幸存者患上了创伤性应激障碍，躲在桌子下吃饭，睡梦中大喊、求饶……如电影所说，幸存者获得的是虚假的幸存；“战争不只出现在战场，还出现在孩子们的噩梦中”。电影还关注到一个特殊的群体，即加害者的后代——日本家庭的举动。弃船而逃、置战俘于不顾的船长经田茂的子女面对采访，都迷茫地坦白父亲从未跟他们说过里斯本丸号，方励的到来才让他们第一次听说这个悲剧。然而，沉默是双向的：一方不说，一方不问才能使沉默条件成立。不仅是经田茂本人，其子女也会顾忌父亲的感受不愿提及，似乎不问也不说，那些故事就不曾发生。电影引发我们思考的是，在一个巨大的战争机器中，个人只是链条上的一环，虽然看似“这一环”可以选择忠于职守，也可以选择脱离那个轨道，但是多数时刻我们的思考都来自历史的后知后觉。单纯谴责加害者的某一次行动、惩罚某一个个体，似乎是单薄的。因此，沉默和遗忘就成为保护的心理机制，事实上只是有人选择忽视“发炎的伤口”。
对观众而言，电影以记忆与忘却、审判与宽容逼视着每个人内心的选择。然而，“剑的真实饱满需要被杀者与它共同完成”，若只停留于“二战时期的日本是极端军国主义”的认知，难免止于平面和形式，忽略了短短片语下无辜者的喋血，遗忘了在水中溺毙或被射杀的亡魂，轻视了亲人不知所踪的家庭。历史由人创造，也该由人记忆和见证，不该对一位为没有墓碑的亡灵作曲的人冷嘲热讽。无论是头发花白的老人抱着童年的布娃娃哭到失声，还是墓碑上刻着冰冷的“这个人可能被淹死了”，抑或是那封写于战前却三年后才寄到的信，信上写着“我不久后就会回来”……在滔天的罪行面前，在舍己相救的人道主义光芒面前，在一位位牺牲者、幸存者、施救者面前，遗忘是一种空白的拷问。
方励的这部作品值得玩味之处，不仅是他拷问世界大战的犀利，更在于他对大时代里，多国冲突中人的处境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具体而微的个人，带有历史温度的关注：回溯当时，是因为他关注此时，更关心将时。一段封存的历史，一群鲜活的生命，沉睡在北纬30°13′47″、东经122°45′55″。方励用他的《里斯本丸沉没》，提醒我们记忆不能沉没，因此他是带着我们，在被遗忘的波涛中，打捞起了人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