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天石供职于天津市艺术研究所，曾获天津市文联颁发的“天津文艺新星”称号。他长期从事戏剧和影视理论研究，捋清了天津本地电影、电视剧的发展脉络，从一个侧面呈现出了天津的人文历史。

　　回顾早年天津电影行业

　　改变了大众的娱乐方式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南开大学家属院区出生，是家里第一代在天津出生的孩子。我从小接触最多的就是书，喜欢各种插图书、四大名著。除了读别人写的书，自己也喜欢写一些小文章，记叙生活点滴，也模仿一些侦探、武侠影视剧的情节，写一些短小的场景段落。阅读、思考、编故事，成为我生活的有益补充。

　　上大学时，我钟情比较文学，随着对文学文本研究的深入，对文学改编影视产生了浓厚兴趣，看了很多电影，也读了很多电影类书籍。毕业选题选择了当时最热门的影片、李安导演的《卧虎藏龙》的文学改编，后期又对他的《断背山》和《卧虎藏龙》进行了比较性研究。

　　毕业后，我进入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工作。过去看似轻松的观影观剧，变成了带有任务性质的业务学习，看似可以信口开河的口头评论与抒发个人感受的笔头评论，都需要反复斟酌后才能发出，因为从事这个专业，就得干专业的事。慢慢地我找到了一个方向，开始深入研究天津电影的历史，以及与天津有关的影视作品。

　　1895年12月28日，电影在法国诞生。1896年，法商百代公司乘着天津有法国租界之便，开启电影市场，在天丰舞台放映电影。当时被称为“光影戏”，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我考据过一些文献，“电影”这个词，最早还是出现在咱们天津的《大公报》上。

　　颇有名气的权仙茶园，是天津乃至全国最早放映电影的娱乐场所，由法商百代公司的周紫云开创。刚开始由外商租赁场地，后日渐壮大。该影院放映影片的数量多，质量也有口皆碑，寓居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常邀权仙茶园的放映员来居所放映电影。

　　据《大公报》《庸报》记载，上世纪20年代，在电影没有广泛传播之前，天津的娱乐市场占绝对优势的是戏曲。从卢沟桥事变爆发、天津沦陷直到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在天津的娱乐市场上，电影成为主角。外国片居多，国产片较少，许多海外电影公司在天津建立了发行机构，天津地区的影院可以同步放映好莱坞新片。

　　那一时期，天津不乏优秀的电影编、导、演人才，但流动性很强，绝大多数会流向上海，因为那里云集了众多优秀的演员、导演和片厂，包括代表革命力量的左翼电影。天津本地也出现了电影制片公司，不过自产电影很少，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制片制度。因此，如果单纯从娱乐市场的繁荣程度去看，天津算得上当时电影业的一线城市，拥有相当多的优质影院；如果从电影创作的角度来审视，天津电影的发展并不是那么的亮眼。

　　武打片与天津颇有渊源

　　《血溅津门》让观众难忘

　　1958年，天津电影制片厂（简称天影厂）成立，与北京电影制片厂联合拍摄了电影《红旗谱》，成为天影厂的奠基之作。难能可贵的是，改编该片的想法也是由天影厂提出的，说明在建厂之初，他们就拥有宏大的抱负，定位高远。

　　上世纪80年代，天影厂根据金庸名作《书剑恩仇录》改编拍摄了同名电影，这是内地第一次把金庸的小说改编为电影，引起很大反响。上世纪90年代，《香魂女》《凤凰琴》为天影厂带来了国际声誉。

　　还有一个现象，上世纪80年代武打片盛行，其中多部都与天津有关。我曾参加国家级课题“天津曲艺老艺人口述史”，采访了电台曲艺编辑张庆长，通过他的叙述了解到：有一些电影，其剧本就是源自天津评书艺人与曲艺理论家的整理。比如电影《大刀王五》，先是由天津评书表演艺术家于枢海整理改编为评书，在天津电台播出，引起全国听众的反响，受到了电影工作者的关注，将其改编为电影。再如电影《武林志》，也是由天津著名快板书表演艺术家张志宽演说的快板书《东方旭打擂》改编的。这两部电影堪称武打片佳作，也生动展现了天津人民反帝斗争的英勇无畏，塑造了具有正义感的天津人形象。

　　深入了解历史就会发现，由于天津有习武传统，早年社会追求尚武之风，造就了一批武侠小说作者。其中成就最高的是宫白羽和郑证因等人，他们的作品在各家报刊上连载，被书商争相出版。《庸报》就曾连载宫白羽的名作《十二金钱镖》，成为热门读物，后来多次被改编为影视作品。

　　通过研究可以清晰地发现，天津武侠题材的评书、快板书作品以及天津历史文化中的尚武精神，都为天津的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大量素材，以天津武侠小说为代表的通俗文学也为中国武侠影视文学作出了贡献。此外，以津门大侠霍元甲为主题的一系列电影，以及徐浩峰导演的《师父》等作品，都可以说是天津武打片的一种延续。

　　天津本地电视剧的发展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其中表现最为突出的特色类型是喜剧。这不是偶然，因为天津是曲艺之乡、相声大码头，天津人的幽默感源于这座城市的平和淡泊、低调内敛，衍生出天津人的一种自我调侃，这种幽默的语言被用于电视剧中，犹如把相声从剧场舞台搬到了电视屏幕上，直接影响了津派电视剧的创作。

　　追溯历史，天津的电视剧除了喜剧，也有不少主题严肃的优秀作品。比如上世纪80年代，天津电视台拍摄的电视剧《血溅津门》，就曾广受好评，至今仍为网友津津乐道。这部电视剧改编自张孟良的同名小说，田连元也将其改编为评书，在各大电台播出。

　　电视剧《血溅津门》充满爱国主义的豪情与正气，生动再现了抗日战争时期天津的社会生活面貌，更大的特点是，刻画人物入木三分，正反两方面人物都很出彩——通过天津人艺著名演员路希饰演的袁文会、金书贵饰演的郭运起等反派人物，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通过天津歌舞剧院舞蹈家王堃饰演的武工队队长郝明等英雄人物，歌颂了天津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英勇不屈、顽强执着的抗日壮举。

　　1997年，改编自著名作家毕淑敏小说《红处方》的同名电视剧也出自天津。这部电视剧对于现实生活的挖掘、类型特征的把握等方面，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

　　参与沉浸式戏剧创作

　　在“老码头”呈现津菜老味儿

　　这些年我也参与了一些戏剧创作。一位朋友找到我，希望我能为天津河北梆子剧院小梆子班写一出儿童剧，内容是《西游记》的故事。我选了三借芭蕉扇、真假美猴王两则故事，因为它们内容丰富、冲突多、适合舞台表现。我不想破坏原著的面貌，但也加入了时代元素，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根据儿童观众的特点，尽量去呈现传统戏曲形体表演的长项，压缩演唱的比例，这样就可以在舞台上表现得更加好看、热闹。

　　2022年，我做了一个关于沉浸式戏剧在天津发展状况的调研项目，走访北方演艺集团，结识了郭鸿斌老师。恰好他们打算创作一部讲述天津饮食故事的沉浸式话剧，与西青区文旅局、印象城、老码头菜馆联合制作，邀请我担任现场剧本的文学编辑。于是，我从建组到排演，全程参与了这部戏。

　　最初剧名叫《老码头1929》。初始创意是，搭建一个复古风的戏剧环境，参照北京人艺话剧《天下第一楼》的故事格局，用代表津菜的几道菜品，引出几名厨师之间的矛盾冲突，结尾接续大家团结合作，成立一家餐馆，弘扬津菜。

　　一开始我结合自己的研究经历和专长，从多年积存的文献资料中选取老照片和大大小小的事件，比如从当年的《庸报》上搜集天津的社会时尚，特别是餐饮方面的信息，提供给编导。这部剧最终定名为《老码头戏里戏外》，2023年年初首演，开创了天津商业场景与戏剧结合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