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35年，余华发表于1989年的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于近日再版发行。这是余华在文坛的成名作，也是他创作生涯的起点。小说以寓言形式描述了年轻人初入社会的迷茫，传递出一个积极的信息：只要内心强大而温暖，就能在这个复杂的世界上找到自己的归宿。

　　除小说之外，该书还收录了两篇余华的创作谈，让读者能更深入地了解他的创作理念和心路历程。出版方“读客文化”制作了一张宣传海报，图中余华鼻青脸肿、缠着绷带、打着石膏，手拿一本《十八岁出门远行》，笑容可掬。余华说，这张图与小说的主题“一定要出去闯闯，哪怕即使鼻青脸肿”非常契合。另外，余华的最新散文集《山谷微风》也已于近日出版。

　　县城牙医

　　进京改稿

　　余华的父亲是山东人，在部队担任卫生员，转业后分在位于杭州的浙江省防疫大队，负责家禽牲畜防疫，不久后调到嘉兴市海盐县人民医院当外科医生。母亲也在父亲的单位工作。余华生在杭州，长在海盐。1977年恢复高考，他刚好高中毕业，报名考试，第一年落榜，转年又考，还是没考上。父母安排他去念了一年卫生学校，毕业后在卫生院当牙医。余华情绪低落，感到前途渺茫。

　　卫生院对面是海盐县文化馆，他常看到文化馆的人在大街上晃来晃去，不用正常上下班，非常羡慕。他认识了文化馆的几个人，问他们怎样才能到文化馆工作？对方说，要有技能、特长，搞音乐、美术、文学都行，最好能发表些文章。余华想了想，决定写小说。

　　1980年，余华20岁，在宁波进修拔牙，闲暇时读了两篇小说，一篇是《小说月报》上刊登的汪曾祺的《受戒》，另一篇是《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奖作家作品选》中川端康成的《伊豆的舞女》。这两篇小说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回到海盐后，他白天在卫生院拔牙，晚上回家写作。夏天全身是汗，怕把稿子弄湿，手上绑了一条干毛巾。他回忆：“写第一篇小说时，我都不知道小说该怎么写，引号该怎么用。我中学写作文从没用过引号。我找了一本《人民文学》读了一下，发现写对话的时候可以用引号，描写心里想什么事的时候也可以用引号。还有换段应该怎么换，也是慢慢地学。”

　　写了两年，余华在《西湖》杂志上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短篇小说——《第一宿舍》。又过了半年，还是在《西湖》杂志上，他发表了短篇小说《“威尼斯”牙齿店》。随后，时任《北京文学》编委周雁如邀请他赴京修改他投稿的小说《星星》。

　　当时《北京文学》的主编是杨沫，副主编是王蒙。后来余华在直播中回忆那次北京之行：“我当时第一反应是路费、住宿费谁来出？他们考虑得非常周到，不仅承担了所有费用，还按照干部出差的标准提供补贴，每天给我两块钱。其实，就算他们不承担，我自费也愿意去，因为我还从来没在大刊物上发过作品。”

　　海盐没有到北京的火车。余华坐长途汽车去了上海，从上海踏上开往北京的火车。连硬座票都买不到，火车上人太多了，他一路从上海站着到了北京。周雁如建议他把小说的结尾修改得光明一些。余华说：“没问题，周老师，只要给我发表，我可以从头到尾给你写得光明。”只用了一天，他便将《星星》的结尾改好了，周雁如又安排他在北京游玩了一段日子。

　　《星星》发表在《北京文学》1984年第一期上，余华成为海盐县第一个赴京改稿的作家，赢得了县领导的重视和赞誉。同一时期，《青春》杂志也发表了他的短篇小说《鸽子，鸽子》。余华如愿以偿，从卫生院调到文化馆。

　　社会新闻

　　促成小说

　　那段日子，余华阅读了很多文学作品。他在杭州一家书店买到一本《卡夫卡小说选》，其中的《乡村医生》让他终生难忘，小说里写到一匹马，卡夫卡不顾叙述逻辑，他想让那匹马出现，它就出现，他不想让那匹马出现，那匹马就没有了。余华说：“我想要是这样写，我也能写，大师都能这样写，那我当然也可以写。”

　　他饱受退稿的折磨，收邮递员送来的退稿信成了家常便饭，也摸索出一套投稿方式——先寄给国家级的杂志，若被拒绝就转向省级，再次被拒则投向地区级杂志。“我的心态相当好，这家杂志退了稿，我就往另外一家杂志寄，所以我的作品最后基本都发了。”

　　余华回忆，当时的文学杂志编辑非常认真，认真地读自由来稿，不但有退稿，还有那种铅印或者油印的退稿单，开头写“余华同志”。到了上世纪90年代，文学杂志的日子变得艰难起来，作者需要自己承担投稿费用，杂志社也不再退还来稿。很多杂志更倾向于向知名作者约稿，对自由投稿的关注度很低，新人更难成名了。他感慨：“我赶上了一个好年代，赶上了最后一班车。如果晚两年开始写作，我可能就出不来了，现在还在医院拔牙呢。”

　　1986年，《北京文学》办笔会，希望余华带着稿子过去。带什么稿子呢？刚巧他在一家地方晚报上读到一则社会新闻，浙江嵊州一辆运苹果的货车，半路被人抢了。当时这种事非常罕见，余华感到讶异，干脆就写抢苹果吧！他写出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写作的过程非常愉快，只用半天就写完了，写到最后，我发现写作带着我走了。我要感谢卡夫卡，是卡夫卡解放了我的思想，迄今为止，我还是认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

　　虽然之前也有小说发表，但在余华看来，《十八岁出门远行》才是他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是他的小说处女作。

　　他18岁时确实有过一次出门远行。“有个同学在学开卡车，他的师傅要去上海运货，我搭便车。我们到了上海郊区一个工厂仓库，提完货，就回来了，并没有进到市区，周边荒凉得还不如我们海盐的县城。”而在《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主人公最终找到了旅店。余华说：“那个小伙子心态还不错。”

　　1987年，《北京文学》副主编、文学批评家李陀把余华的两篇小说《四月三日事件》和《一九八六年》推荐给《收获》杂志。大概过了两三个月，余华收到《收获》杂志编辑肖元敏的信。“那封信很厚，收到时我想，如果是录用通知的话，不至于那么厚。信里肖元敏告诉我，《四月三日事件》准备发在第五期，《一九八六年》准备发在第六期。因为《一九八六年》显得比较残忍，稍稍做了一点处理。她把那些最残忍的描写抄在信上，又附了她的删节版，问我是否同意。我心想，还有我同不同意的权利？我第一次感到，一个作者是有权利的。”

　　余华说：“写作是与灵感的斗争，你的坚持使灵感同情你、怜悯你并且来临。”那时，他还不擅长心理描写，威廉·福克纳的短篇小说《沃许》给了他启发。其中写到杀人者的心理，福克纳让杀人者的心脏停止跳动，让他睁开眼，接下来一大段描写没有任何感情色彩，只写死者的血在地上流，周围是美国南方的景色和气氛。而海明威的短篇小说《白象似的群山》，整个叙述就是两个人的对话，但他写的全是他们的内心。余华说：“优秀的心理描写都是不写心理，心理描写其实是被知识分子虚构出来的，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写写随笔

　　训练思维

　　《活着》写出了那一代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写完后，余华觉得写得不够。有一天，他和妻子陈虹路过一条商业街，看到一个人，泪流满面地走过来，大庭广众之下，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悲伤。余华陷入思考，“这是一种怎样的悲伤？”那一瞬间，他的灵感之门被开启了，开始写《许三观卖血记》。也是因为那个人，才有了许三观因卖不出去血，在街上大哭的场景。

　　从文学技巧来说，《许三观卖血记》是完全用对话完成的小说。余华认为，对话不仅是人物的发言，还表达了作家对这个人物、对这个事件的一种洞察能力。必须写非常符合人物身份的话。

　　“我完全放开，让人物去发出自己的声音。可以这么说，在写《许三观卖血记》时，前三分之一是我在为人物设计台词，凭我的感觉，判断他说的这句话对不对，是不是他的语气。到了中间的三分之一，我的写作和人物说话之间达成了默契。最后三分之一，已经都是人物自己说话了。那种写作，那种境界，那种愉快的感觉，是对写作最好的酬谢。”余华说。

　　余华说，小说的主人公是普通人，没有人为普通人写传记，所以肯定不应该用写传记的方式去写，而要用写故事的方式去写。谈到故事情节，他认为，情节曲折来曲折去没有意义：“莎士比亚的故事情节几句话就能说清楚，而有些复杂的故事，读过之后很容易就忘记了。我只要能把握住结构和人物就行，在一部小说中，细节上的疏漏是无法避免的，再伟大的作品都会有瑕疵。”但故事有故事存在的价值，“故事能支撑作者把一本书写得更厚。写短篇，可能故事不那么重要，中篇就得考虑，长篇对故事的要求更高，这时故事如同不断向前延伸的道路，让你直接抵达终点。”

　　后来“三观”成了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个词。余华解释，当时虽然总有关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话题讨论，但“三观”这个词尚未流行。《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被余华形容为“左右手的关系”，“读完这两部作品，会对我们父辈们的生活有一个更清晰的了解。”

　　在这两本书中，余华的叙述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他认为作家分两类：一类是建立了属于自己的叙述系统，以后的写作就是一种风格的叙述不断延伸，哪怕是不同的题材，也会纳入这个系统之中；另一类则是像他这样，建立了成熟的叙述系统后，发现自己最拿手的叙述方式不能适应新题材，就必须去寻找最适合表达这个新题材的叙述方式，所以叙述风格总是在变化。他认为：“用各种方式把小说写得花哨太容易，但让小说紧紧抓住人，打动人，又不流于浅薄是不容易的。”

　　前一段时间，余华在海南过上了简单清闲的生活，白天整理自己的散文集，傍晚到海边散步，感受海风拂面，倾听海浪的声音。他说，写作是一条比人生还要漫长的道路，很多事情是在写了很多年以后才突然领悟到的，不是一篇小说都没写，就能明白的，就像人生的道路，要一边走一边去领悟自己的一生是怎么过来的。

　　问及余华会不会继续写下去？他回答：“写作是我的工作，遇到困难，克服不了，我就休息，听听音乐，看看电视。写到重要篇章时，我会养足精神。写作也是体力活，迟早有一天会写腻、会不写的。有些作家60岁就封笔了，巴金、冰心90岁时大脑还非常清楚，写出的文章也很有条理。晚年我会写写随笔，一年写三五篇，训练思维。”

　　余华访谈

　　家庭成员激发 

　　我的创作灵感

　　问：《十八岁出门远行》写到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您觉得当下的年轻人会从中读出共鸣吗？

　　余华：现在的年轻人有了所谓的“内卷”与“躺平”。二者其实并不对立，而是互补的。比如我上中学时，常常在球场和教室之间穿梭，动与静，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可以根据个人心境和需求灵活转换的。尽管当下的年轻人与上世纪80年代的年轻人所面临的社会环境不同，但成长的烦恼与迷茫却一直都在。

　　问：您怎么评价自己年轻时的那些先锋小说？

　　余华：我最近重温了自己年轻时的作品，其中有两篇小说令我满意，一篇是《十八岁出门远行》，另一篇是《鲜血梅花》。这两篇小说都是以“在路上”为主题，当时我才二十几岁，能够如此细腻地叙述并呈现旅途中的各种事物，我觉得我的文笔已经达到了我后来五六十岁时的水平。我现在读以前的作品，经常感叹我怎么能写出这么好的章节，真不可思议，我很羡慕我那个时候的才华。

　　问：您的妻子、儿子会参与到您的写作中吗？

　　余华：在我的创作过程中，家庭成员之间的讨论总是非常热烈，这种互动激发了我的灵感，让我的作品更加完善。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陈虹和儿子余海果。陈虹是一位优秀的读者，总能在阅读我的初稿时，敏锐地捕捉到文中的精彩之处，发现存在的问题，并且提出中肯的建议。《文城》这个书名就来自陈虹的建议。这本书以前的书名叫《南方往事》，我不太满意，她说，改叫《文城》吧。我觉得这个书名太好了，书里所有的故事都跟它有关。最后定稿时，我“恳求”家人不要再提意见了，因为我已经修改十多遍了。

　　问：您的儿子余海果发表了小说处女作，还执导过电影《许三观卖血记》，您期待他成为作家或者导演吗？

　　余华：我最早开始写作时，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父亲不是杂志编辑，而是一个小县城的医生。我儿子要写作，起步肯定比我年轻时容易得多，起码发表不是问题，因为我可以找关系把他的作品拿去发表。不过，作为他的父亲，对他的要求还是应该高一点，我希望他能够凭实力发表作品，不要凭父亲的关系去发表。未来的路还很长，他可能会继续走写作这条路，也可能选择其他方向。他写了几篇小说，我觉得相当不错，但陈虹觉得还需要锤炼。

　　我一直鼓励余海果多读哲学书，这对逻辑思维和写作能力都有帮助。文学寻找的都是有意思的，哲学寻找的是有意义的。而且，如果他这个年龄不读哲学书，过了40岁，就永远不会读了。有了这个积累，后来也能写一些除了小说以外的文学理论方面的文章，虽然写得还是像小说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