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丽君的父亲万强，1938年出生在河北省永清县南大王庄，后定居天津，在人民公园附近住了大半生。万丽君出生于此，对这个家庭来说，人民公园是重要的记忆地标。

　　祖父拖家带口来到天津

　　父亲儿时常在李家花园附近玩

　　我的祖父在外面闯荡多年，最后落脚在天津。因为他找了一个好事由（天津海关勤杂工），相对收入比较高，又很稳定，便让他的母亲、妻子、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一起来到天津。起先住在回力球场附近（今意式风情区）的海关宿舍，因人口太多了，实在挤不开，我祖父就通过中间人租了两间房，在哪呢？南昌路南端、毓华里旁边沿街的一个院儿，距李善人家的花园也就几十米。

　　老家还有二十多亩地。开始那几年，每到春秋两季，我祖母就带着两个儿子回老家，春天播种，秋天收获，雇短工，平日由我的一个干爷爷给照看着。当然，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天津生活。

　　我大伯和我父亲小时候常到李家花园附近玩。那时，花园四周没有围墙，是用铁丝网围起来的，从外往里看，几乎见不到房子，全是杂草和树木，尤其到了冬天，荒芜一片，谁也不敢往深处走。有一天晚上，他们哥儿俩钻过李家花园铁丝网去解大便，半截忽听见草丛里发出窸窸窣窣的声响，吓得我父亲直哆嗦。我大伯说：“甭怕，是刺猬！”这下我父亲更嘀咕了，别扎了屁股！我大伯拾起一块土坷垃想砍过去，我父亲赶紧拦住他：“别砍，那是‘大仙’！”因为我祖父讲过，狐狸、刺猬、蛇、黄鼠狼子都是“大仙”，不能惹。那年我父亲才4岁，回到家，我大伯告状，说我父亲迷信，祖父一听也笑起来。

　　我父亲6岁那年，全家人从南昌路搬到保定道57号，也属海关宿舍。这是一所小洋楼，楼上住着一户外国人，我们家住在楼下。这期间，我父亲就在耀华中学对面的立德小学上学了，中间隔着墙子河。学校就两间教室，楼下一、二年级在一屋，楼上三、四年级在一屋，校长姓查。我祖父觉得这么凑合着过不是长久之计，还是想再租房。

　　1948年，我们家又搬回到李家花园附近的九和里。九和里是一条胡同，左手四个院为单号，右手五个院为双号，胡同口在无锡道。我们家租的房子是6号院，房主姓陶，原是小白楼张顺兴西服店的师傅，手艺相当好。起初，陶家两口子加上儿子一家住在西边的三间房子里，两间南房住着陶的母亲，两间北房供伙计们加工服装使用。后来，陶师傅岁数大了干不动了，儿子又好吃懒做，就把北房租给了王家，南房租给了我们家。我父亲也从立德小学转到苏州道与南昌路把角儿的四维小学（后改为光华小学，又改为三义庄小学）。

　　天津解放前夕，我祖母陪着我大伯回老家成亲，等完了事，再想回来就进不来了，天津外围戒严，局势非常紧张。九和里的住户都备足了水和粮食，把玻璃用纸条贴成“米”字，床铺架起来，晚上躲在底下睡觉。街坊邻居在胡同口的栅栏门后面，用沙袋垒起一人多高的防护墙，严防国民党残兵闯进来抢东西。

　　攻城的头几天，枪炮声不断，最密集的是1949年1月14日，到15日下午，大街上就有人喊了：“解放军进城啦！”我祖父胆子真大，扒开胡同口的沙袋就出去了，边走边喊：“欢迎解放军，欢迎解放军！”就见解放军大部队从南昌路跑步向北行进。转天早晨，有邻居说：“你们看，无锡道多干净，解放军在马路上住了一宿，出发前都给扫干净了！”

　　1949年天津解放后

　　我父亲走入李家花园

　　1949年春节前，我祖父想到李家花园看看，带着我父亲出了门。九和里到李家花园很近，父子俩溜达溜达就到了，小心翼翼地往深处走。园子里静悄悄的，很杂乱，走到一座古建筑前，有些阴森恐怖，所有的门窗都没有了，屋里黑洞洞的，再细细看，地上没烧尽的卸下来的门窗，依然散发着焦煳的味道，可能是国民党兵在这儿烤过火。又往前走了几步，见两棵树之间拦了一条绳子，中间挂着一张纸条，上写：“小心地雷。”我祖父下意识地把我父亲拽到身边，压低声音说：“咱回去吧。这是解放军探出来的地雷，万一有的地方没探到，踩上就麻烦啦！咱怎么进来的，就怎么回去，千万别往岔道儿上走。”

　　新中国成立后，李家把花园献给国家，改为人民公园。我父亲觉得非常新鲜、兴奋，就想围着公园走一圈。当走到现在的琼州道时，眼前呈现一片绿油油的菜地，一畦一畦的，不知种的什么。他十分好奇，见周围没人，就悄悄踏上了田埂，心想能拔俩萝卜也行啊！可是没走几步，两脚就沾满了黄泥，越踩沾得越多，正低头琢磨怎么办时，走过来一个大人：“你这干嘛？”我父亲不知所措地抖着手：“看……看着新鲜。”“有嘛好看的？你不知刚下过雨不能踩吗！踩坏了我还得重弄。你还是个学生呢！”那次挨数落，给我父亲留下很深的印象。

　　人民公园的西边，几乎都是平房，叫谦德庄，核心区非常热闹，有点儿像南市“三不管”。在汕头路附近，有一座百花电影院（后改称战斗影院），它的前身是浙江义园，是在天津经商的浙江籍人士出资盖的一间大房子。规模跟小剧场差不多，临时停放逝者的棺材，再找机会运回浙江老家。后来，这间房子改造成了电影院，观众就坐在架棺材的长条板凳上看电影，往后才添置了正式的座椅。

　　在人民公园看马戏

　　小丑的眼睛能滋水

　　1958年，我父亲在天津卫校读书。天津卫校在广东路1号，校舍是原来的美国兵营，面向全国招生，一些外地学生或家里比较困难的学生，放寒暑假也不回家，仍在学校食堂吃饭。这一年春节，我父亲和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在一起，要逛逛人民公园，定在正月初七这天。那时游园是件很高雅、很奢侈的事，最起码得舍得买门票吧。他们有说有笑，玩得很尽兴，漫步到塔山附近，看见公园的流动摄影师正在给游人拍照。他们跟摄影师打了招呼，爬到山上，把外套脱下来搭在山石上，按照摄影师的提示摆好姿势，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

　　1959年，我父亲被分配到天津体育学院担任天津足球队队医，刚到单位，领导就让他到保定参加医药用品展览会。他在当地买了一顶剪绒帽子，戴上后感觉很英俊，回天津后，就想拍张照片。只有这顶帽子也不配套啊，他又穿上了我祖父的呢子大衣、围上了毛线围脖，来到人民公园。专职摄影师带他到汉白玉老石桥边，按下了快门。

　　我出嫁前，始终在九和里，跟着爷爷、奶奶一起住。爷爷、奶奶特别疼爱我和弟弟，隔些日子就带我们到人民公园打滑梯、看动物。有一年，人民公园请来了苏联大马戏团，轰动一时，根本买不到票。爷爷就推着竹编的儿童车，带着我和弟弟到公园去等富余票。开场大约5分钟，还真等着了一个退票的。爷爷买了票，推着小车带着我们进了大棚，正看到马术表演。最让我开心的是头一次看见小丑的眼睛往外滋水。散场后，我一个劲儿地问爷爷这是怎么回事？爷爷告诉我，小丑的胸口藏着一个水袋子，两根小细管通到眼睛，用力一压，水就滋出来了。我听后信以为真。后来这成了我们家里人常说的一个笑话。

　　我交男朋友也是在人民公园见的面，其中还有一段哏儿事：俩人约定好，在人民公园正门见面，我还特别强调，有毛主席题字的牌子的那个门。结果，我在徽州道与厦门路交口的公园门口等候，男朋友则在广东路与琼州道交口的公园门口等候。半个多小时过去了，不见人影，俩人都很失望，都想对方肯定不乐意。我骑着自行车沿徽州道往前走，男朋友骑着车从广东路也拐到了徽州道，俩人这才碰上面！原来，他不知道人民公园还有个大门，以为看见毛主席题字就没问题了，而我不记得人民公园后门也挂着毛主席的题字，双方闹了个小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