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韩东携全新中短篇小说集《伪装》亮相文坛。该书包括八篇精彩故事，主题多元，从暮年婚姻到青春散场，从中年危机到亲友悼念，深刻描绘出当代人的聚散离合与生活悲喜。同时，他的诗歌创作心得《诗人的诞生：韩东的诗歌课》也与读者见面，教授了实实在在、可实践应用的诗歌创作方法。

　　中国作协副主席、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这样评价韩东的作品：“当中国文学随着巨大的社会生活变化、经济转型而经历复杂变化时，韩东以他的写作拓展我们对世界的感受能力，提高我们对复杂经验的把握能力，体现了不竭的先锋精神。韩东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保持着创造力，总是能给同时代的人从独特的角度提出启发，有时甚至是质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文学一直需要韩东这样的艺术家，在观念上、在眼光上，能够有力地启发我们。”

　　凭借一首诗声名鹊起

　　以口语化的词句消解意象

　　与苏童、叶兆言、毕飞宇等一众生活在南京的作家相比，韩东虽出生、居住都在南京，但在他的作品中，却几乎找不到南京的印记。他说：“我对南京没有那么高的认同感，我只是在这里生活，既不是用南京话写作，也没考虑过要把南京的城市地理和特色融入写作中。”而幼时随父母下放的苏北洪泽县，才是他写作的重要背景。

　　韩东的父亲方之也是一位作家。韩东记得自己幼年时，父亲常跟朋友在家谈论文学或有趣的事，那种谈话的气氛令韩东着迷，他搬了一张小板凳坐在旁边，听得很投入。父亲有一些书，包括《静静的顿河》，韩东很小就读过，当然也是似懂非懂。他回忆：“我的美学风格，我的文学视野，很多都来自少年时代，那种生活背后的精神氛围和文化环境，不断日积月累，建立起来。当我回忆并进行选择，会产生某种冲动，我觉得这就是文学意识。”

　　8岁那年，韩东和父母、哥哥一起从南京来到洪泽县，变成了农村户口，见识了乡村野趣，却无法融入周围小伙伴的群体，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地自己玩。上中学时，他表现出对画画的兴趣，父亲很高兴，请县文化馆的老师教韩东画画，希望他能练就一技之长。

　　韩东遗传了父亲身上驾驭文字的基因，但父亲对此的态度是，既不赞成，也不禁止。“我小时候，父亲没有刻意地培养我，他对我的要求就是将来不种地，能进厂当个工人，一个月三十几块钱工资，就不错。”

　　1978年，韩东在洪泽县参加高考。父亲对他说：“如果考不上大学，就要回农村从事农业劳动，干农活，修理地球。”结果，他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当时整个洪泽县的文科生中只有他一个人考上了重点大学。

　　山东大学中文系有一个文学社团，名为“云帆”，取“直挂云帆济沧海”之意，并不活跃。韩东加入其中，认识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探讨小说、诗歌。文学社会员少，活动也少，他们在校园里贴出告示，招收文学社会员，仅仅两天，招来七十多人。

　　1979年，韩东开始写诗。最早受朦胧诗影响，之后逐渐建立了独立的思想意识，想写不一样的东西，于是抛开朦胧诗那套写法，走自己的文学道路。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位于西安的陕西财经学院。1983年，22岁的韩东写出了诗作《有关大雁塔》，在诗坛声名鹊起。这首诗犹如一篇与朦胧诗彻底决裂的檄文，韩东摒弃了词语的堆砌与情感的抒发，以口语化的词句消解了大雁塔固有的文化意象，抒发了平民化的生命体验。

　　后来，每当有人谈起韩东的诗，《有关大雁塔》始终是一个绕不过去的标志。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朱栋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中写道：“《有关大雁塔》是最早对英雄主义别出心裁的记述……这种局外人似的冷漠姿态显然解构了朦胧诗代表诗人杨炼《大雁塔》中悲剧英雄的崇高。”

　　在西安工作一年后，韩东调回南京某高校，教授马列哲学。1985年，他与诗人于坚联手创办诗刊《他们》，形成了“他们诗群”，认为诗到语言为止，强调口语写作的重要性。韩东也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人物。在此之前，“第一代诗歌”以艾青、臧克家为代表；“第二代诗歌”则以北岛、顾城、舒婷等为代表。

　　平民化的创作思想

　　取自日常，高于日常

　　就在《有关大雁塔》发表的同一年，韩东的第一篇小说《助教的夜晚》发表于《作家》杂志。他回忆：“在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小说比诗读得多，从小说里汲取的营养也比从诗歌里汲取的多得多。因为小说有语言，有价值观和世界观，也有日常生活，呈现的是整体的世界。有时我觉得诗歌短小的形式以及即兴式的东西容量不够，有一种有劲儿使不出来的感觉，那就写小说吧。”

　　他的《障碍》《在码头》《古杰明传》等中短篇小说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他也同朱文、李冯、顾前等人一起成为“新生代小说”的代表作家。随后，他开始写长篇小说，推出《扎根》《我和你》《知青变形记》等六七部作品。

　　韩东的小说体现了他平民化的创作思想，大抵都是从日常生活取材，从日常语言生发，最终高于日常。在他的小说中，没有惊天动地的人物，没有曲折离奇的情节，有的只是市井生活的再现，吃喝拉撒、婚姻爱情、生老病死，但与此同时，他也在这些琐碎的、细微的生活状态中，捕捉到了人性的复杂、现实的淡漠。

　　韩东认为，小说是虚构的，虚构就代表了一种颠覆，他举例说：“比如在现实生活中，坏人坏事，偷鸡摸狗，特别令人厌恶，但是在小说里，可能写出来就有点儿好玩，有意思；反之，在现实生活中碰到一个真正的好人，你会很愿意和他交流、相处，但要是在小说里写一个完美无缺的善人，就可能会让人厌恶，让人觉得不真实。小说里面的一个人死了，在现实世界里肯定是假的，但这个假，在小说故事里就是真的。”

　　和很多先锋作家不同，韩东也写了一系列以爱情及男女关系为主题的小说，包括《我的柏拉图》《明亮的疤痕》《我和你》等，他认为：“写爱情是一种考验，这是一个古老的、任何时代都无法回避的主题，以单纯的爱情主题写作长篇小说，如果写得好，能显示作者的功力。”

　　谈到小说和诗歌写作的关系，韩东提到一个细节，在中国古代章回体小说里，诗和文，常常是一起出现的，文叙述事件，诗带有形容性或说明性的功能。“这种结合，给创作带来了新鲜感和生命力，各种艺术形式都一样，比如电影《黑暗中的舞者》，它是一部剧情片，但演着演着就唱起来了。形式的创新之下，更容易引发人们的思考。”

　　如果从写作角度来讲，韩东认为小说和诗歌的区别在于：“写小说是一个日常性的工作，每天都在进行，或许不一定是在写作，可能是在阅读、思考、收集素材，或在修改打磨；但诗是一个不受控制的东西，不太可能被纳入日常写作，不是说有点儿空闲或者灵感就可以写诗，这是对诗的误解。”

　　口语化，是韩东作品的一大烙印，无论诗歌还是小说。这个创作特色也给韩东带来了两极分化的口碑。喜欢的人，觉得他就像自己身边一个爱讲故事的大叔，絮絮叨叨地讲着家长里短，虽然有点俗气，但非常真实；诟病他的作品的人，往往批评他的小说缺乏文学性，又不具备大众文学应有的紧张激烈、百转千回的情节设置。

　　文学批评家吴亮认为：“看韩东的小说是不需要什么学问的，韩东像白居易，非常直白，叙述语言干净透彻，用词准确，态度亲切毫不含糊。他的小说里的人物都出自过去的时代，没办法马上把读者抓住，读者需要具备一点经验，唤起一些回忆。”作家苏童则认为韩东就是中国的雷蒙德·卡佛（美国小说家、诗人），参照一下评论家赫金格对卡佛小说的定义：“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与韩东的小说还真有几分神似。

　　老年人是一个巨大群体

　　也应该是重要的文学课题

　　韩东对自己的写作要求很高：“我们今天写的小说跟中国古典小说已经不一样了。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达到了高峰，难以超越，那么今天我们该朝向怎样的审美目标？我认为，一方面要有中国味儿，写有中国趣味的小说，但和中国古典小说又不一样；另一方面，我们的写作还是要跟世界接轨。”

　　自从大学毕业，韩东在高校教了十年书，但对上讲台还是不适应，因为他更喜欢互动，而不是宣讲、灌输。上世纪90年代，他辞职后买了台电脑，在家写作。广东作协文学院面向全国招聘作家，韩东和余华、东西等人共同入选，每个月发800块钱，为期两年，在当时来说，可谓高薪聘请。后来他又担任了《芙蓉》杂志的组稿编辑，推出了一批“70后”“80后”小说家，点燃了他们的文学梦想。韩东说：“我不反对挣钱，不反对物质，但也不追求物质生活，即便有钱，我也不会乱花。”

　　最终，他到《青春》杂志上班，直至退休。《青春》由南京市文联主办，是韩东的父亲方之在1979年创办的，遗憾的是，创刊号刚刚问世，方之便去世了。早期，韩东的哥哥李潮在《青春》当编辑，刊发过先锋作家代表人物马原的小说。

　　2022年8月25日，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名单公布，韩东凭借诗集《奇迹》获得诗歌奖。当时他正在修改一部中篇小说，接到了祝贺电话，才知道自己获了奖。这一年韩东61岁，已经退休。很多从上世纪90年代一路走来的文学青年，无法相信他们的文学偶像已经老去。

　　韩东说：“我拿到了老年人证，到公园或什么地方去，票价都可以减半了。中国的老年人是一个巨大的群体，我想也应该是一个重要的文学课题。我们有太多写青春、写儿童的文学作品，当然，儿童非常可爱，是祖国的未来，青春的激情与冲突非常戏剧化，但是我想，对老年人生活的书写，也应该有所创新，也是有意义的。”

　　他依旧每天早上前往工作室写作，一直到下午5点，收工回家，日子过得既简单又自由。“叶兆言、于坚也是一样，作家都一样，整天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写作这件事的确包含了苦力部分和工匠部分，做其他事如果要做好，想必也是一样的。还有一点，我们这是主动上班，比起被动在单位上班被人管，要自由得多。”花甲之年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欲望，韩东足以羡煞旁人了。对于未来，他承认自己还有那么一点点“野心”，“会写一些中短篇小说，写两三部长篇小说，还想再拍一部电影。”

　　韩东访谈

　　打破观念分野

　　写出优秀作品

　　问：2017年，您编剧、执导，贾樟柯监制的电影《在码头》公映，这部电影参加了釜山、休斯敦国际电影节，也拿到了一些奖项，没有空手而归，可以说得到了专业领域的肯定。作为一名成熟的作家，怎么会想到去拍电影？这其实在文坛并不多见。

　　韩东：这部电影改编自我的同名小说，讲述了几个年轻诗人偶然卷入一场与地痞、保安的莫名纠纷之中的故事。最早想拍电影，完全是因为长期在家写作，生活太单调了，想寻求改变。再加上我和一些文艺电影的导演常来常往，接触久了，觉得自己也有了一些想法，想上手试试，但我毕竟是外行，于是找到贾樟柯，想请他当监制。我们是老朋友了，他也很愿意帮我做这件事。

　　问：您做导演，给人直观的感受就是拍独立电影，可以说与市场、与票房是脱节的，您怎么看？

　　韩东：我很怀念章回小说的时代，没有严肃小说和通俗小说的区别，但写得特别好，它作为一种小说形式，非常成熟。现在所有小说观念的分野，纯文学和通俗文学的分野，电影圈里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分野，都应该打破。比如写畅销书，你得写像《教父》这样的畅销书，它的价值不亚于一部有品质的严肃小说。拍电影，也得拍像《教父》这样的电影，那片子拍得多好啊，艺术性和商业性达到了完美统一。

　　问：做了导演，有什么感悟？

　　韩东：其实在我心里，写作是一个大概念，与做导演有很多相通的地方。这种“轮番耕作”，对我自己的内心也是一种滋养。因此，我非常投入地去完成了这部电影，以专业的态度，去做好一项业余的工作。

　　问：您怎么评价文艺腔的作品？

　　韩东：文艺腔没有创造性，作为写作者，我们需要创新，太文艺了就会让人觉得似曾相识，比如各种金句。我打过一个足球运动员和球迷的比方，球迷对足球运动津津乐道，甚至了如指掌，反倒是球员看上去不那么在行，不会踢球，不懂足球。其实，球迷并没什么不对，但你让他下场踢一把看看，肯定不行。他的本质就是消费者、收集者、模仿者、评论者，而一位真正的球员，对足球的理解显然是不一样的。我们需要文艺，但写作者真的不能那么文艺。

　　问：您怎么看待写作这件事？您认为人工智能会取代作家吗？

　　韩东：写作令我着迷和上瘾。整体来说，写作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大部分时光是痛苦的，但为了那一小段高潮的体验，我宁愿经历所有痛苦。我把宝都押在写作上了，写作不单是我的一项技能，也是我的身家性命，甚至是我的全部。

　　我不认为科技手段会直接作用于文学，至于人工智能是不是可以写作，能否写出杰作，不在我的考虑范围内。如果人工智能真的能写出好作品，我表示欢迎。因为真正好的作品，有就可以了，管它是出自人类还是非人类？如果总是担心并非出自我手，那就狭隘了，就像一个作家妒忌另一个作家的成就，可以理解，但我无法认同。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