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这些帝王曾是历史著作中的不二主角,但维新派思想家梁启超,对此却提出了振聋发聩的观点:“《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二十四史》是帝王将相的政治史,这已是今人的共识。
王朝史是必不可少的,它为我们搭建了回望历史的框架,使我们在阅读与闲谈历史时,有了夏商周、秦汉、唐宋、元明清的时代概念。但人是感性的,冷冰冰的太师、司徒、尚书及改朝换代、制度改革,往往使人感觉枯燥、有骨无肉,而将这些嵌入具体的场景,就会产生鲜活之感。东汉末年,太师董卓及其义子吕布、司徒王允,再加上后来《三国演义》演绎出的美女貂蝉,一下子就使我们记下了太师、司徒这两个高官之称;唐朝初年,兵部尚书任瑰被赐两位国色美人,他的夫人妒忌,而被唐太宗赐酒,告之妒则喝之即死,不妒则可不饮,原因是任瑰贵为三品官,合应有此侧室。这个“吃醋”的故事,又使我们知晓了唐代“部级干部”的待遇。所以,即使是帝王将相的英雄史,也需要细节的衬托、感情的填充,方能使人物、事件饱满,从而耐读。
帝王将相的历史,构成了历史的骨骼,全景式的历史,还需要亿万大众的血肉去丰满。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个动力不只是一个口号,更落脚在他们的实际生活中;千百年来古人的生活与习俗,更使我们知道了自己的来和未来可能的往。此般种种,就使古人的日常生活,成了世界范围内的重要研究课题,无论是君、臣,还是商、民,他们的衣食住行,也都成了人们关注的重要话题。
撇开象牙塔的历史研究,日常生活史也的确是最令人共情的历史。周末,睡个慵懒的长觉,兴起时,出门找个地方吃个早午茶;不愿出门,就煎个蛋卷、来片面包、弄杯奶茶,在家来个丰盛的早午餐。偶尔变换节奏的两餐,是我们对生活的调剂。但在两三千年前的战国时期,生活物资贫乏,那时的早午餐并不是调剂,而是实实在在的日常,《孟子·滕文公上》说:“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饔是早饭,飧是晚饭,孟子用饔飧来指代餐食,可见当时流行的上午、下午各一次的两餐。在五代到近代的一千年中,几亿妇女缠过足,她们的缠足是血与泪交织的经历,看看自己脚上穿的旅游鞋、休闲鞋,使得今天的女人们感慨,生在现代是何等幸运!
帝王的生活高大上,似乎难以共情,但事实也并非总是如此。我们的脑子里,习惯了皇帝的唯我独尊,岂不知他们有时也活得局促。拿穿来说,末代皇帝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记,某天,他正与胞弟开怀畅玩,发现自己独占的明黄色,出现在了溥杰的衣袖中,这时,他便立即拿出君威,告诫臣子溥杰:“这是明黄!不该你使的!”孩子之间的尽兴,因为一条祖宗规矩,就立刻变成了扫兴。而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好紫色,却被蜂拥而上的“一国尽服紫”搞得没了奈何,最后还要使出伎俩,来了却心结。再说吃,慈禧太后的御前女官德龄说,太后或皇帝的每一次正餐,都必须摆上一百碗不同的菜,这么多的菜即使浅尝,也是不可能的。与此形成对照,先秦时的天子,要吃饱也不容易,按照《礼记·礼器》的记载,当时的礼数是,“天子一食,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无数”,天子吃完饭不能加饭,劳动者反倒可以不断添饭,一直到吃饱为止。
历史不是静止的,但日常生活的变迁,有时是非常缓慢的,古代的一些生活侧面,甚至在今天都能看到。在甘肃嘉峪关市东北20公里的戈壁滩上,埋葬着几座魏晋时期的彩绘砖画墓,这些砖画,向我们展示了那时的先民生活。当时,西北的大户人家也是牛羊成群、猪鸡有裕,日常的吃食中也有烤肉串,那烤串用的三股铁叉,还透着一种高级感;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墓主人轪侯夫人生前嗜吃的豆豉姜,而这一特色食品,至今仍在湖南、广东的一些地区流行。
虽然慢,但生活还是在变的。服饰的时尚潮流自不必说,是袒露还是障蔽,它取决于统治阶层的观念意识;近代兴起的男子西式短发,更是彻底斩断了国人长期深埋的执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这是《孝经》的开篇语,依附于孝道的完发观念,也必然随着近代化的来临而退去。王朝的起落,引来了无数堂皇都城的建立,不管是六朝古都的南京,还是十三朝古都的西安,都在兵戈扰攘中有着沉浮。舌尖上的美食,同样是斗转星移,像唐朝之前受称为“五谷之长”的粟,就在唐代后期被后来居上的麦子超越;而清中叶推广的玉米,则成为养活众多国人的又一重要粮食作物。
在变化的快和慢中,中国古代的日常生活又有着很多差异。我们说的古人日常生活,针对的主要是中原王朝统治下的区域,中原与周边是有很多不同的。唐代大和年间(827—835)的进士房千里,曾谪官岭南多年,他很诧异于岭南对“大好女”的认识,“岭南无问贫富之家,教女不以针缕绩纺为功,但躬庖厨、勤刀机而已,善醯菹鲊者,得为大好女矣”,介绍自家女儿时,岭南的父母也会骄傲地说:“我女裁袍补袄,即灼然不会,若修治水蛇黄鳝,即一条必胜一条矣。”擅治针线是中原女子的基本妇功,岭南女子理直气壮地不会,就使房千里产生了“斯岂遐裔之天性欤”的疑问。这是中原与岭南的日常生活差异,其他各地与中原的差异,随后也将提到。
上下贵贱之分,对古人的日常生活影响更大。先秦时期,等级社会秩序已经建立,所以《诗经·北山》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说法,还有公、侯、伯、子、男五等爵的分封。汉代以来,君臣、父子、夫妇“三纲”秩序的建立,更使社会和家庭内,充斥着上下、贵贱的等级之分。中国古代法律中的“十恶”,是实实在在的“不赦”之罪,“十恶”之六是“大不敬”,它就包括了皇帝的如下日常生活:“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药、食、舟都是日常用物,但皇帝无小事,这些放在皇帝身上,就绝对是神圣之物了。而百姓就错医、用错药,就是寻常一般了。中国古代,举凡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都有等级的约束。车和衣,是身份等级外化的重要标志,所以,后代正史中就有了《舆服志》《车服志》的设置。住同样是分三六九等,举凡客厅的宽纵、大门的规制,都有具体规定。食生活虽然相对形而下,但食物与享用食物之人的等级关系,也同样鲜明。朱元璋早年做云游僧时讨得的饭食,与成为皇帝后享用的御膳,何止是天壤之别;慈禧太后在逃难路上吃的窝头,也在她回宫后,被改良为御膳小窝窝头。皇亲贵戚可以享用八珍,寻常百姓就只能粗茶淡饭。
人生开门事——无论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吃穿住用、生老病死,都在时光、地域、上下、男女的交错中,日复一日地悠悠过着。在这悠悠的背后,是庙堂之上的帝王将相深谙《管子·牧民》中“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古训,他们将百姓的日常,视作国治的前提;山野之中的草民,则期望家给人足、老养幼依。历史上的所谓盛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帝王的举措是否与百姓的日常生活愿景相贴近。我们回望过去的日常,修复传统与现代的断裂固然重要,但被赋予血肉的中国古代历史,也会使知兴替离我们更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