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善（1916—2005）字人同，生前系天津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会员、天津书协理事、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其书法以功力型、传统型闻名书坛，暮年变法，以独具个性的风貌享誉津门。兼擅真、行、草、隶、篆诸体，榜书小楷无不精能，尤以魏碑、章草研习最精，体势博大，真力弥漫，气度恢宏，被推为“余体魏碑”“余体章草”。

　　当年余明善先生住在和平区郑州道一座二层楼的楼顶上。上世纪70年代末的一天，我去先生家，可巧龚望先生做客余家，龚先生刚刚被送出余房，他下楼，我上楼，因楼梯太过狭窄，两人只能侧身而过。进得余先生房内才得知，所谓“楼顶”实为第三层的坡顶“亭子间”，房内又闷又热。先生家只有他们夫妇两口人，从谈话中得知，先生的老伴儿在三十五中学教生物。

　　余先生风雅率真，书生本色，志士风骨，北方话夹着南京腔，他对我讲了学习书法的心得和体会。他说：“我在十四岁的时候，从高肃然先生读《左传》，课余读包世臣的《艺舟双楫》，对书中篇目《历下笔谈》和《完白山人传》有深刻印象。高先生善草书，常和我父亲谈书法。后来从柴化周先生读《说文》、学声韵学。柴先生是黄侃弟子，精通小学，喜集古碑帖，凡《书镜》（即《广艺舟双楫》）所载碑目无不尽有，这时我正读《书镜》，有了这一便利条件，省好多事了。因为《书镜》所谈碑帖的资料都能见到，我对康南海的说法当时很是墨守，柴先生说：‘《书镜》所谈并不都是金科玉律，需要灵活体会。’看到我写的《龙门造像》，柴先生说：‘你可以写点圆笔灵活的字了。’就教我学《李仲璇碑》《敬使君碑》，于是开始从板滞生硬有了灵活的变化。‘七七事变’前从陈翯洲先生学书，陈先生对古文有高度修养，著有讲虚字使用的书，还将书法讲义编成《书法》一书。他精于汉隶，作字有一种特殊的风度，提倡写章草，说，章草好了，大草也就容易了，后来我深有体会。沦陷期间，我又从林宰平先生学宋元哲学、书法。此后得从吴玉如先生学杜诗，先生是词章专家，也是近代大书家，他主张学大王（王羲之），强调《丧乱帖》要上千遍地写，然后学怀素。我以前只是写碑，自见两先生，才开始学帖，得到方法。”

　　余先生对研习书法有深刻的见地，曾直言：“书法不是单纯写的问题，它需具备各种条件：一要有学术的修养；二要有学问的修养；三要有艺术的修养；四要有识见的修养。以上各方面修养的总合，形成了一种精神面貌，在书法上反映出来，这样才能在书写上出现一种新的精神面貌和风度。如果只单纯追求形式，或只注意技巧的钻研，是不够的。”还说：“变是学术上的重要题目，如同在试验室做研究一样，具备了各种物质，具备了各种条件，做了无数次的试验，才能有新的发明。单纯无条件地求变和创新，那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这样的创新和求变，也是不可能的，也就是学而不思则罔了。唐刘知幾《史通》里谈到：研究历史是要具备才、学、识三种长处，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研究书法也是不能例外的。”

　　余先生对章草和狂草的理解令人印象深刻。他说：人们一般将草书分为章草、今草、狂草三大类，这不仅仅是三种风格迥异的草书字体，其笔画形制中明显透露出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承袭脉络。时间上章草产生最早，脱胎于隶书，风格厚重质朴；今草滥觞于章草，风格潇洒豪放；狂草形成最晚，风格澎湃激昂。余先生讲，他的“章草得见于右任藏太和观本《急就篇》，狂草得见怀素《四十二章经》及张旭古诗，眼界乃大为扩张”。先生还曾对我说：“研习章草，入门时最好先临写王世镗的《章草草诀歌》。”他取出《章草草诀歌》给我看，颇有感慨地说：“一代宗师于右任既是享誉海内外的书法大家，又是国民党元老，以他的身份和秉性，无论是政界还是书坛，他都不会违心地逢迎任何人。但他平生最为服膺的却是比他年长一旬的王世镗。”

　　《余明善书法集》尤能体现“余体魏碑”特点：重拙宏阔，肉丰力沉，方圆互济，骨力雄强，上承汉隶，下基唐楷，碑帖并举，挥笔跳掷振荡，结字中和古雅，活泼天成。另一方面，也可从中看到余先生章草的整体布陈，呈形态各异、灵活飞动的生命迹象。他丰富了章草的用笔，把容易笔法单一的写法用活了，这种用笔的丰富性，是余先生的独创：秀美而不失劲挺，强悍而不失疏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