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孙犁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之际，我读到了由宋曙光策划、主编的纪念丛书“我与孙犁”。这套丛书共计五册，包括冉淮舟的《欣慰的回顾》、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肖复兴的《清风犁破三千纸》、卫建民的《耕堂闻见集》、宋曙光的《忆前辈孙犁》，五位著者均与孙犁有过深层交往，是走进孙犁文学世界的新的索引指南。循其路径，我随后又购买了《孙犁文集》《书衣文录全编》《孙犁年谱》《孙犁传》等书籍，认真研读，并撰写了多篇文章。
在冉淮舟《欣慰的回顾》一书中，有专论孙犁《津门小集》的一篇文章：《〈津门小集〉：文学速写的典范》，又在《孙犁：一九六二》《协助孙犁编书稿》两篇文章中，读到《津门小集》的编辑出版对于孙犁研究的重要性。而在谢大光的《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中，也有专文谈到《孙犁与〈津门小集〉》。孙犁出版于1962年的《津门小集》，全书共两万八千字，被冉、谢两位老师如此看重，引起我的浓厚兴趣。在《孙犁文集٠书信》卷末，有冉淮舟撰写的《孙犁作品单行、结集、版本沿革年表》，我从中查到《津门小集》诸篇目，又在《孙犁文集٠散文》卷中找到相关文章，始料未及地开启了一段孙犁作品研讨之旅。
《津门小集》与白塘口
《津门小集》共收入孙犁18篇作品。1962年2月8日，孙犁在致冉淮舟的信中说：“这些短文，它的写作目的只是在于：在新的生活急剧变革之时，以作者全部的热情精力，做及时的一唱！”在后记中又写道：“我同意出版这本小书，是想把我在那生活急剧变革的几年里，对天津人民新的美的努力所做的颂歌，供献给读者。”可以说，《津门小集》是孙犁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天津人民新生活充满欢欣与热情的记录，是一曲“美的颂歌”。
18篇文章中，有进城之初满怀激情写下的《新生的天津》《人民的狂欢》，也有1950年，下工厂写的11篇速写。而《妇女的路》《刘桂兰》《青春的热力》《一天日记》《津沽路上有感》几篇，则是他1955年入冬后，到时属津东郊区的白塘口乡深入生活、了解合作化运动的农村速写（据政协天津市津南区委员会文史委编的《辛庄溯源》记载，当时的白塘口乡下辖白塘口、上小汀、唐庄子三个村，乡政府坐落在白塘口村）。这几篇文章的写作时间，从1955年12月10日至1956年1月17日。《孙犁文集》中，在这5篇之后的《积肥与择菜》，文末标注写作时间“1956年1月”，内容是对白塘口村冬季积肥的青年团员的采访，与其他5篇属于同期同地写作，却不在《津门小集》篇目之内。疑惑之下，宋曙光老师帮我联系到当年编辑《津门小集》的冉淮舟先生，始知因当时没有找到这篇《积肥与择菜》，故未能收入书中。
关于白塘口的几篇速写，人物、事件具体生动，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十一、二位，基本是青年人，女性居多。孙犁在《妇女的路》中写道：“农村的劳动妇女，她们所经历的生活艰辛，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她们负荷深重，伛偻以行；她们长夜织纺，机杼、纺车的声音，和星辰共同起落。她们生育时营养不足，老年多咳嗽；她们终生，除去村歌小唱，不能接触更多的文化。”他深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一开始就给农村劳动妇女，打开了通向解放和幸福的门，铺设了斗争和前进的路。但是这一条道路，并不是一时轻易地就可以建设成功……小农经济个体经营的弱点和农民生活的贫困，是建设这条道路的障碍。”
怀着对这些与母亲、妻子一样的农村女性深切的同情与爱，孙犁下乡到白塘口，了解农业合作化运动，他把视线更多地投向她们，笔墨更多地倾向她们。按作品中的人物年龄，有些可能还会在世，这引发了我的思考：生长在冀中，擅长写农村的孙犁，新中国成立后一直生活在天津，写天津乡村的只有《津门小集》里的几篇作品，难得而珍贵。如能实地走访孙犁曾经到过的村庄，或是见到他采访和写到过的人，不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吗？
我为有这个想法而激动不已。白塘口现归属于津南区，我联系到该区的一位文友，询问能否找到孙犁当年到白塘口深入生活的知情人？一听是了解孙犁在家乡的行迹，文友热心相帮，但因时间久远，乡镇建制几经变化，白塘口村早已拆迁，未能找到知情人。不久，偶与津南区女作者李纪莲提起，方知她婆家就是白塘口的，我立即将孙犁文章中涉及的人名等信息传过去。经李纪莲细心电话寻访，终于找到《一天日记》中所写人物林桂兰的亲弟弟林桂起，并约好了相见时间。
寻迹白塘口
我们于2023年9月17日上午，来到津南区辛庄镇，与李纪莲一起去拜访林桂起老人。出发不久，我们便行驶到了津沽公路上，我仿佛看到那些冬日里，孙犁先生在城郊结合部的灰堆下车后，从这里去往白塘口的身影。在这条路上的所见所感触发了他从中国近代史开端到新中国成立、从城市到乡村的深切思考，并写下了《津沽路上有感》：“在这里的农村，邻近这样大的一个城市，无疑的，农民的生活是和都市紧紧联系着。都市曾经给过它哪些东西，或是它曾经以及将要给都市些什么？”他想到清末时帝国主义入侵后，国家民族陷入了深重灾难，想到日寇入侵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津郊人民经历的苦难和反抗斗争。他亲眼看到公路上连绵不断赶往城里的大车，有供应市民的嫩绿白菜，有运往造纸厂的金黄稻草；而奔赴乡村的，有运送化学肥料、新式农具的汽车，赶赴乡下为农民演出的演员和电影放映队等。他“深切地感到以前进的津沽公路本质的变化，彻底理解今天城市和乡村——互助相关的意义了。”
孙犁为时代热潮下的乡村变化而欢欣：“我走进了乡村，乡村正在进行紧张的、愉快的、千家万户的社会主义改造，强烈的、火热的社会主义激情，崇高的建设祖国的积极性，在乡村的胸怀里燃烧起来了。”他还特别写道：“我们还是应该多请那些年老的祖父、祖母、老姑母、老外婆，给我们讲些过去的故事……我们得以过现在这样幸福的生活，国家得以在国际上这样坚强有力地站立起来，是走过了多么长远崎岖的路，经过了多少前仆后继、奋不顾身的斗争。”
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孙犁进城后思想的集中体现，与写于进城初期的《吴召儿》《山地回忆》《两天日记》等文章的写作思想一脉相承。一是不忘本的思想，即不忘艰难岁月里，人民竭尽所能给予的支撑、奉献，不忘与人民的血肉深情，共过苦的人民，也应共享胜利果实，更不应该被忘记；二是看到城里曾经的剥削阶级，不事生产却仍享受优渥生活，想到还过着艰苦生活的人民，感情上产生不平；三是看到战争年代生死与共的战友，进城后因地位身份等变化而疏离，心理上产生不安。而这一切的根本，是孙犁写作思想与实践上的“人民立场”。
孙犁从小在农村感受民生之艰，“初学为文，意在人生，语言抒发，少年真情，同情苦弱，心忿不平”。他自高小、中学起，阅读进步书籍，由此产生对鲁迅先生一生不变的尊崇热爱，鲁迅的“人民立场”也成为孙犁写作思想的重要根基和遵循。在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他亲历了与人民建立的血肉深情，如《吴召儿》结尾处：“关于晋察冀，我们在那里生活了快要十年。那些在我们吃不下饭的时候，送来一碗烂酸菜；在我们病重行走不动的时候，替我们背上了行囊；在战斗的深冬的夜晚，给我们打开门，把热炕让给我们的大伯大娘们，我们都是忘记不了的。”他坚持的正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写于刚进城新旧交替节点的《新生的天津》《人民的狂欢》，写于1955年城乡都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热潮中的《津沽路上有感》，都是孙犁自觉奉行并遵循的“人民立场”的体现，这是解读《津门小集》“美的颂歌”的钥匙，也是解读《铁木前传》等作品的钥匙。
很快，我们便在津沽公路边的白塘口小学门口，见到了李纪莲和她丈夫，还有津南区的几位文友。我们来到约见之地时，年已八旬的林桂起出来迎接，他豪爽热情，身后的院子里堆着很多建筑模板、脚手架等，原来他还担任着自己创业的建材租赁家族企业的老板。在场的还有现已82岁，从15岁时就从白塘口村迁居市里的他的表哥等人。林桂起老人带我们来到一片在建住宅楼前，介绍说这是白塘口村的还迁小区，属于白塘口地界。往北走不远，是1901年海河裁弯取直前的故道，原来这里有一座小桥，过了桥就是上小汀村。我立刻想到了孙犁在《青春的热力》中写的：“从白塘口村北，走过一架拱腰的小木桥，到上小汀只有半里多路。”孙犁到上小汀，是为采访村里22岁的女青年柴玉英，她为动员说服哥嫂和全家入社，不惜推迟婚期两年，以至男方解约。我想象，随着熟悉情况的带路人到处走动采访的孙犁先生，是怎样以满腔热情走进白塘口一户户农家，感受着农业合作化的热潮，为林桂兰、柴玉英等年轻人，留下饱含青春热力的可爱形象，记录了她们果敢向前的行动，也为韩家舫、郑淑琴以及刘桂兰的公公、柴玉英的哥嫂等人，留下主动或被动汇入合作化大潮的真实记录的。
时近中午，我们到附近饭店用餐。看到我带去的《孙犁文集》中有关白塘口的记述，特别是关于姐姐林桂兰的内容，林桂起老人不禁感慨，作家写得太准确了。他说，林桂兰后来一直担任村干部，68岁时因病去世。对书中写到的其他人，林桂起等人确认，有的已经去世，有的因为出嫁、居住分散，现在还不能确定是否健在。林桂起老人表示，他逐一落实后一定通知我。对《积肥与择菜》中写到的李文太，一位文友说，散步时还曾见到过呢。他表示找到李文太时会及时与我联系。
当过生产队长、现在还经管着家族企业的林桂起老人，不出两天，就落实了我提供的名单。目前，只有李文太老先生健在，其他人均已过世。其中，还有一个细节：在《积肥与择菜》中，孙犁采访交谈过的女青年李文惠，后来嫁到市里，大约十年前去世。此前，她就住在孙犁1988年起居住过的鞍山西道学湖里附近，很多年里，她与先生仅一步之遥。
白塘口与《铁木前传》
白塘口，是天津市区南面，距海河西岸不远的一个大村，据林桂起老人提供的《辛庄溯源》一书介绍：清末民初，辛庄地区最大、最古老的村庄白塘口，街景热闹繁华、店铺林立……出现过四周邻村及外地人来白塘口赶大集的热闹场面，从此成就了白塘口的大村地位。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白塘口等十四个村成立了村级政权。1950年，白塘口村的李吉顺带头组织17户农民参加的互助组，是当时天津县第一个互助组（天津县，当时为河北省天津专区天津县，1952年4月21日，划归天津，1953年5月14日撤销天津县行政建制，设立津东、津南、津西、津北四个郊区，1956年1月1日起，分别更名为东郊区、南郊区、西郊区、北郊区，白塘口时属东郊区）。1951年，白塘口村在李吉顺倡导下，把互助组及合作组归并在一起，成立了由84户贫雇农组成的农业生产合作社，这也是天津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辛庄地区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普及，共建立了34个初级农业合作社和一个集体农庄。1956年，随着国家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的完成，辛庄地区全部建立了一乡一社式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由白塘口村、上小汀村、唐庄子村组成的白塘口乡，建立了金星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白塘口村带头人李吉顺任社长。他出生于河北青县贫苦农家，解放前逃荒要饭来到白塘口，以扛活卖苦力为生，新中国成立后以极大热情积极工作，1951年，他被评为“河北省劳动模范”，是合作化高潮时期涌现的知名度很高的先进人物，1956年1月12日，受到毛泽东主席接见。白塘口在李吉顺带领下，始终走在农业合作化前列，在天津知名度很高，这也是孙犁到白塘口采访的原因吧。
在与林桂起等人见面之前，我收到津南区一位文友寄来的准备出版的报告文学集校订本，其中讲述白塘口村木匠传人田树豹的一篇中，其父田景云在上世纪50年代，加入村里铁木二社的情节引起我的关注。按文中内容推断，田景云加入铁木二社的时间应该是在1955年，这与林桂起等人介绍的铁木二社建立时间基本相符。他们说，上世纪50年代，村里确实有铁木二社，建立时间或在1955年之前，但一时又说不准。据林桂起同村的李华成老人说，铁木二社曾迁址至他家不远处，他到铁木二社院里去收人家不要的刨花，拿回家烧火，院子里有铁工、木工和铁匠炉。约在1958年，铁木二社迁往海河东边的小东庄。
与林桂起等人见面后的第四天上午，津南区文友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些天，他们一直开车在路上转，终于遇到李文太老先生，让我前去会面。因我当时有事一时过不去，便在电话里对李文太做了采访：李文太出生于1940年，他对孙犁采访青年团员积肥的事迹，还有清晰印象。李文太说，白塘口村的铁木二社是在1954年成立的，他那时放学后总去铁木二社的铁工厂玩，来自津南小站的一个铁匠，还与邻居张家的姑娘结了婚。
为进一步确认铁木二社成立时间，林桂起老人又找到白塘口年纪更大的一些老人了解情况并做了记录。我们再次来到白塘口，除上次见到的林桂起、李相清、李华成三位之外，还有82岁的李海津老人。据林桂起了解记录及李海津讲述，铁木二社成立于1954年，用的是村里官称杨四爷的地主家的旧宅。杨四爷家的房屋很多，铁木二社最初建在他家交给村里使用的房院，前院铁工、后院木工。1956年扩大后，迁到村东的新址，1958年再迁往小东庄。
据此，1955年入冬后，孙犁到白塘口深入生活时，白塘口村已有铁木二社，且发展良好。孙犁来到白塘口乡，先去坐落于白塘口村的乡政府听取情况介绍，再由熟悉情况的人带着前去采访，铁木二社无疑是会进入孙犁耳中、眼里的存在，白塘口村洋溢着的进步的喜悦和热情，自然给了作家丰富的感受与创作的灵感。孙犁看到为之奋斗过的理想，正在这里蓬勃生长为美好现实，这里的人民正焕发出足以战胜一切困难的热忱和力量。进城后，他内心深处产生的不平、不安的感觉，突然找到了书写的载体：铁木之配合，如朋友互助，如战友无间，如城乡共荣；铁木之离殇，如朋友背弃，如战友疏离，如城乡发展之不平衡。还有比铁木之间的关系，更好表达这些难以言表的苦恼心绪的吗？
孙犁在给阎纲的《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说：“这本书，从表面看，是我一九五三年下乡的产物。其实不然……我的写作习惯，写作之前，常常只有一个朦胧的念头……《铁木前传》的写作也是如此。它的起因，好像是由于一种思想。这种思想，是我进城以后产生的，过去是从来没有的。这就是：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苦恼。”《铁木前传》中，木匠黎老东生活好转后，做起发家致富梦，置了宅子，并背弃约定，使年老多病的女房主不得不离家，他提前入住；黎老东穿上温暖讲究的皮袄，袖手监工衣衫单薄破旧的患难朋友、铁匠傅老刚为自己打大车；穷苦时，为儿子六儿向铁匠提亲，如今孩子们都已长大，日子好过了的他却不再提儿女婚事；羡慕黎七儿赶大车做买卖发财，寒冬里让傅老刚赶制大车，完工后却不给工钱……
铁匠和木匠关系变化的情节设计，正是孙犁进城后思想感情的体现：“因为这种思想，使我想到了朋友，因为朋友，使我想到了铁匠和木匠，因为二匠使我回忆了童年，这就是《铁木前传》的开始。”在白塘口听闻的“铁木二社”，应该是让孙犁脑中灵光闪现的直接催化剂。“小说进一步明确了主题，它要接触并着重表现的，是当前的合作化运动。”孙犁明确说《铁木前传》不是1953年安国下乡的产物，而从安国下乡后的5篇速写看，一是从时间和内容上距合作化运动还比较远，二是《铁木前传》结尾的“但是，你的青春的火力是无穷无尽的，你的舵手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你正在满有信心地，负载着千斤的重量，奔赴万里的征途！你希望的不应该只是一帆风顺，你希望的是要具备了冲破惊涛骇浪、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也不会迷失方向的那一种力量。”这充满激情的、激励人心的一段，在安国下乡的诸篇速写中，找不到生发的感觉和氛围，而白塘口采访后的几篇速写里，那处处洋溢着的“青春的火力”，恰是产生《铁木前传》这种感情抒发的动因。
谢大光《孙犁教我当编辑》一书中有篇《耕堂聊天记往》，1985年10月3日那天的记录载：“孙犁说《铁木前传》本来是要在（19）55年写的，后来一反胡风，写不下去了，拖到了（19）56年。”（1955年反胡风，批丁、陈，12月，孙犁到北京参加批丁、陈，但也许因对丁玲的敬重，与谢大光聊天时未提丁玲）。从时间上看，1955年入冬后的白塘口采访见闻，特别是铁木二社的存在，与随后的《铁木前传》写作，显然更符合水到渠成的创作规律。
孙犁在1956年1月，完成下乡采写任务，开始写作《铁木前传》，当1956年3月29日即将完稿时，却因过劳头晕而突然摔倒，磕破面部，治疗后暂停写作，外出疗养。5月21日，孙犁回到天津，暂时封锁回津消息，闭门完成《铁木前传》的末章，正是小说结尾标注的“1956年初夏”。他在1956年5月31日给王林的信中说：“回来以后，对外封锁消息数日，盖因修改《铁木全传》颇为紧张……回来以后，突击五日，初稿完成，已交亢之同志审阅。其实没有多少字，只三万五千字，我前和你说‘十万计划’，只能待后努力了。”1956年9月26日，又在给田间的信中说：“我这一年是在半病中度过……只写了半部小说，其名《铁木前传》，十一月份，你大概可以看到。”据以上信件内容看，孙犁起初给小说起名《铁木全传》，并有“十万计划”的写作雄心。因身体原因，不得不匆匆结束，小说名也改成了《铁木前传》，并以此名在1956年第12期《人民文学》上发表，一部内涵深邃、解读不尽的优秀作品就此诞生。1957年1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铁木前传》单行本。
富于美和诗意地写农村的“孙犁风格”，农业合作化的故事背景，精彩的叙述和结构、人物、情节设计，让喜爱《铁木前传》的读者如饮醇醪。但《铁木前传》与当时主导性的文艺创作思想对照显得“非主流”，致使围绕作品的争议，甚至批判不断——尽管批判者往往不得要领，如 “负面人物比正面人物还多”的指摘、对作者创作倾向的诟病等。实际上，含蓄是孙犁写作的重要特点，作者的倾向从不经意处细心阅读即可体察。如对被小满儿讽刺脸黑的九儿，作者这样描述：“九儿长高了……她的脸蛋儿很是干瘦，头发上挂满尘土，鞋面已经飞裂，只有那一对大眼睛里射出的纯洁亲热的光芒，使人看出她对于回到这里来，是感到多么迫切和愉快。”“九儿上到滑车上，用力攀登着……四儿从井底望着她，一时感到这是一个奇异的动人的少女图像。”字里行间，能读出作者对傅老刚、四儿、九儿、锅灶等人的感情，他们不断学习进步，改变落后生产条件，积极走合作化道路，作者对他们是肯定、赞赏的；黎老东的生活渐富、情义日薄，黎大傻夫妻的好吃懒做，特别是丑陋凶悍的婆娘，白天走东串西，晚上家里来人多得“挤倒屋子压塌炕”的混乱，六儿、杨卯儿的不务正业，黎七儿的生财有道和对吃香喝辣的生活追求，代表了“嫌贫爱富”和“吃喝玩乐”的不良诱惑。与傅老刚闹掰后的黎老东，见到回来的六儿，“在儿子的身上脸上，只能看见一层不成材的灰败气象”，作者的倾向在笔下表露无遗。
对很多人都认为是写女人美到极致的小满儿，作者写作时的感情应是复杂的。在上述“吃喝玩乐”的诱惑之外，小满儿是“色”的诱惑象征。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刘青山、张子善贪腐大案，就发生在天津，特别是张子善在女色堆里的腐化，印证了孙犁进城后的感受和担忧，也是面临同样诱惑的人们需戒惕的。对于美的热爱和欣赏，是人的天性，希望小满儿这样美而动人的年轻女性，向着好的方向转变，也是作家的良好愿望。
小满儿的原型，有孙犁1953年在安国长仕村下乡时，房东儿媳满花的影子，但在借用满花俊俏的外貌之外，主要是借用她姐姐、姐夫的原型，塑造小满儿的姐姐、姐夫黎大傻夫妻。在安国速写的《齐满花》中，满花姐姐的丑陋，两口子好吃懒做、卖什么吃什么的情形，在《铁木前传》小满儿的姐姐、姐夫身上充分体现，小满儿身上的不安分，作为有夫之妇和六儿的鬼混纠缠，则有孙犁在《乡里旧闻》中，写童年时代“木匠的女儿”小杏的影子。
在《关于〈铁木前传〉的通信》中，孙犁说：“创作是作家体验过的生活的综合再现。即使一个短篇，也很难说就是写的一时一地……它是通过创作，表现了对作为社会现象的人与事的爱憎。”《铁木前传》是在孙犁进城后思想感情长期酝酿之下，在白塘口合作化热潮激荡下，由铁木二社引发灵感后创作出的不朽杰作。 本版题图 张宇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