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雨过后，窗外春和景明。临窗而坐，品读友人刚刚寄来的一部散文作品集。一卷在握，思绪随作者的书写倏忽江南塞北，倏忽唐诗宋词，古往今来天上地下，往来驰骋。
这些年来，倡导并关注读书的呼声如春潮涌动。将每年的4月23日定为世界读书日的建议，首先是由西班牙人提出来的，后来得到了联合国相关组织的认可。如今，我国许多城市还进一步把4月确定为全民读书月并开展了诸多阅读推广活动，助燃全社会的读书热情。采取多种措施，引导良好的读书风气，这无疑是件极大的好事。就我个人的经历而言，我以为，读什么书，怎样读书，还是很私人的事情。每个人生活、成长的家庭和社会背景各有不同，人生各个阶段对阅读的需求也有很大差异，只有循序渐进、持之以恒，才会修成“正果”。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我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那是一个少有电视的时代，使得我有机会较早地去阅读各种好书，去亲近雅正文化的芳泽。尽管出身清贫家庭，但从我三四岁刚记事起，长辈们就教我背诵《诗经》及其他古典诗词中的诗句，虽靠机械记忆，且只是囫囵吞枣、一知半解，但个中的趣味却让我念念不忘，文化的因子遂渐渐植入我童稚的心灵。7岁入小学后，从识繁体字开始，我就痴迷于当时全国统一教材中的文字：“太阳瞅着高粱/高粱红着脸庞/欢喜什么/——秋风送信来/明天要进仓”“夏天过去了/可是还让我十分想念/那些可爱的早晨和黄昏/总像图画一样出现在我眼前”……这些发端于识字教学的一篇篇由秀美文字组成的短文，让我浮想联翩，也让我在后来的阅读中得益良多，受用至今。小学五年级后，我就不再满足于课堂教学以及父亲为我订阅的《儿童时代》《少年文艺》等课外刊物的阅读，去办理了一份校图书馆的借书证，开始频繁地借阅课外书籍。我曾借阅过《小英雄雨来》《西流水村的孩子们》《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还有许多民间故事读本。这期间，我按家人的指点，每天还要背诵古典诗词及《古文观止》中的篇章。随着识字量渐多，我的理解能力日渐增强，记忆也更加深刻。
上世纪60年代初我进入中学。那时中学的课余时间较为宽裕，阅读课外书籍成为我和一些要好同学的特需。当年，社会上出版发行了一批后来被称作“红色经典”的书籍，记得有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和杨益言的《红岩》、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杨沫的《青春之歌》、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和曲波的《林海雪原》。此外，还有《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等等。囿于那时的阅读环境并不如意，我差不多每天下午放学或是周日，都会躲到图书馆的阅览室。在那里，除了能安静地读借阅的书籍，还可以读到一些如《人民文学》《收获》《电影文学》《文学评论》等文学期刊。如今回忆起来，诚如一位大学的图书馆馆长所言：“图书馆是一种无言的陪伴。安静读书，在图书馆泡上一整天，那种静默的声音，让时间变得更有价值。”阅读过程中，书中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都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手捧一本书，仿佛和作者、作品中的人一起对话交流，诸多知人论世的道理，与自己主观的理解、感受甚至过往的经历结合起来，似潺潺小溪在心中汩汩流淌。《青春之歌》是对我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感觉它如同教导我走向生活的教科书。半个多世纪过去，我依然能记起书中那些鲜活的人物：林道静、林红、卢嘉川、江华、余永泽等。此外，当时选入中学课本的《谁是最可爱的人》、长篇小说《红岩》，让我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浴火重生的艰难，每一个中华儿女都应该牢记我们这个民族经历了怎样的苦难，经历了怎样的内忧外患才走到今天。我自幼在城市长大，对农村生活十分陌生。但是读《创业史》和《山乡巨变》让我眼界大开，那些富有生命力和精神感召力的人物及他们的生活故事，已成为一种特定阶段的历史记忆，鲜活地出现在我脑海中，至今仍觉得梁生宝等人物所秉持的为人民的利益甘愿牺牲和奉献自己的精神并未过时……
一位我十分崇敬的领导曾经说过：“读书的意境在于养心，在于悟道，在于达到对人性的了悟和同情，达到对宇宙的洞察与皈依，达成个人人格的丰富、感悟与从容。”我很赞同他的见解，并从中感悟到，读书要以经典为主。所谓经典，就是在各个文化、艺术领域经时间和历史的检验，富有充沛生命活力和显著影响力的杰出作品。经典是智慧的精神创造，是群体意识的集中体现，是时代精神的凝结与范本，是历史洪流磨洗挑选的杰作。几十年的读书生涯中，我的精力大多放在经典作品上，包括国内外、古代、当代的经典。这些经典作品因内涵极其丰富深刻，往往需要反复阅读，每读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和收获。如《诗经》中的许多诗句，《左传》中记载的春秋时代历史故事，《史记》中对若干历史人物的刻画和描述，不但有着鉴古观今的启示，也让我自己在写作中提炼出更深刻的主题。将历史上的经典与当代经典对照起来读，深感千条江河归大海，古今中外，诸多知识、学问、道理，多相互融合而化知识为格局，化学问为胸怀，化道理为智慧，最终成为立世之本。诚如朱自清先生所言，阅读经典的价值在“文化”。自幼读古典诗词积淀的“童子功”和青少年时代品读那些“红色经典”激发的读书热情，使得读书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不自觉地进入了于谦所谓的“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的境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