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惟演，吴越王钱俶之子，随父纳土归宋后，历任直秘阁、知制诰、翰林学士、太子宾客、工部尚书等，官至枢密使。

　　钱惟演聪明好学，才华卓绝。有一次，宋真宗召集朝会，临时安排钱惟演起草诏令，他当即在朝笏上起草，迅即而就，而且文理俱佳，让宋真宗以及满朝文武赞不绝口。

　　钱惟演像当时许多有才华的士大夫一样，把“致君尧舜上”作为自己的毕生理想，希望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为此，不断攀附权贵。丁谓任宰相，他与丁谓联姻；丁谓失势，他转身趋附寇准；刘太后“垂帘听政”，他想方设法与刘太后攀亲。尽管他后来也的确权倾一时，但他攀龙附凤、朝秦暮楚的品格，颇为时论所鄙薄，在士大夫间声誉不佳。

　　不过，这样一个口碑甚差的人，却有一个让士大夫非常钦佩的爱好，那就是爱读书、爱藏书、爱编书、爱写书，近乎痴狂。《宋史·钱惟演传》记载他“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尤喜奖厉后进”，高度概括了他的三个特点。

　　“于书无所不读”，说明他涉猎书籍之多，阅读范围之广，非一般士大夫仅为一纸进士“文凭”而读书的狭窄与浅薄可比拟。据欧阳修的《归田录》记载：“钱思公（钱惟演谥号文思）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宋代西京洛阳，今河南洛阳）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盖未尝顷刻释卷也。’”钱惟演出身富贵之家，平生嗜好不多，惟钟情读书，他的理由是：“学士备顾问，不可不赅博。”要当好皇帝的参谋，学问不能不渊博，因此，他坐着时读经史，躺着时读先秦百家和历代杂记，连蹲在厕所里都要吟诵几首小令，到了逢书必读、手不释卷的程度。

　　钱惟演不但爱读书，更爱藏书。他家藏书极富，堪与秘阁即皇家藏书相比，是历史上有名的藏书家。他曾参与“宋四大书”之一《册府元龟》的编修，为这一史学巨著的完成奠定了基础。钱惟演平生著述较多，著有诗歌集《典懿集》三十卷，还有《枢庭拥旄前后集》《伊川汉上集》《金坡遗事》等一系列散文随笔集。

　　钱惟演尊重人才，提携后进，曾不遗余力帮助欧阳修、梅尧臣、尹洙等一批青年才俊。他在西京洛阳任使相期间，欧阳修是他的部下。一天，欧阳修与同僚畅游嵩山，到达龙门时突然下起了雪，正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却发现有人冒着风雪渡过伊水而至，原来是钱惟演派来的厨子和歌伎。钱惟演让厨子和歌伎转告他们，府里公事简易，用不着急忙赶回去，派来厨师和歌伎，为他们赏雪助兴。钱惟演这一无微不至的关心，让欧阳修一行感动不已。如果说，作为领导，对部下的关心爱护体现了一种责任的话，那么对读书人的惺惺相惜，以培养读书种子为己任，促成读书种子薪火相传，便是一种精神了，难能可贵。所以，不论人们对钱惟演的评价如何，欧阳修一直把钱惟演当成自己的恩师，对其知遇之情毕生不忘。

　　爱书之人，即使是对书桌上的文具，都爱得痴狂。《归田录》还记载了这样一则趣事：钱惟演有一个珊瑚笔架，平素置于案头，十分珍惜。他治家严格，持家节俭，孩子们平时不能多花一分钱。为此，孩子们想出了一个馊主意，“有欲钱者，辄窃而藏之”，缺钱花的时候，就把父亲的笔架藏起来。钱惟演发现笔架丢了，心急如焚，无奈之下，“乃榜于家庭，以钱十千赎之”，在家里贴出寻物启事，悬赏十千钱（相当于十两银子）找寻笔架。藏笔架的孩子故意拖延两天，然后佯装找出来了，把笔架送还他，他“欣然以十千赐之”，如数兑现赏金。于是，这成了一条生财之道，谁缺钱花，就藏笔架，一年总有那么五七回，孩子们乐此不疲，而且屡试不爽，钱惟演始终没有觉察到这是个“圈套”。说完，欧阳修还信誓旦旦地说：“余官西都，在公幕亲见之。”可见此事千真万确。

　　钱惟演去世后，朝廷为给他赠谥号争论不休。开始，根据《谥法》“敏而好学曰‘文’，贪而败官曰‘墨’”的规定，拟谥号“文墨”，颇有鄙夷；后来改成“文思”，有所改进；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再改为“文僖”，充满尊敬。谥号越改越好，是影响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的表现，这说明，士大夫渐渐忘却了攀龙附凤的钱惟演，而记住了勤勉好学的钱惟演。

　　爱书如痴，也能名垂青史，这或许是钱惟演当初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