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梁斌先生最初的印象不是来自他本人，而是他的作品《红旗谱》。自己不一定为芸芸大众所知，而作品名扬天下，这也许是作家最大的骄傲。对于作家来说，为什么要写作？自己的思想和看法，想表达的情愫，都在作品之中，如果有更多的人能成为读者，能走进自己所营造的世界，那么作家的追求和作家这个职业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会同时达成。

　　梁斌先生跟我不是一个时代的人。先生去世于1996年，上世纪90年代中前期我已成年，并且也已开始文学创作，但我和梁斌先生从未谋面，也没有过交集。不过，文学的名义使然，也可以说梁斌先生和我有所关联，因为他的为文对我有所启蒙，而他的为人也给过我很大的触动。

　　我和梁斌先生的“缘分”始于《红旗谱》。我并非先阅读了小说原文，而是先收听到电台的小说广播，播讲人是天津电台的关山老师。上世纪80年代，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痴迷于《红旗谱》的小说广播，中午下课飞奔回家不是先吃午饭，而是先听广播。这是纯粹意义的文学教益，长篇小说的“三部曲”概念，我就是通过《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这三部小说知道的，甚至我那时也天真地想过，我也要有朝一日写出我的小说“三部曲”，虽然现在看起来实现无望，但那也是对我文学理想的最初触动。从梁斌先生的“三部曲”中，我获得的还有对文学作品标题的锤炼认知。要知道，一部伟大的作品有一个好的标题，这简直太重要了。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注意观察不同文学作品的标题，理想总是悄悄埋下，而教授本领的方式不一定都是有意的和“手把手”式的。梁斌先生的大作我听了读了，并且对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是最好的学习。在一定意义上说，梁斌先生是我没有见过面的老师。

　　小说《红旗谱》的开头震撼了我，听了广播之后，很快我就找出小说文本来，那是我少年时代较早阅读的长篇小说，至今仍记得阅读时的感受。开头的“平地一声雷”，让我感慨了很久，文字是可以有力量的。直到现在也还没有忘掉的文字细节还有“朱老巩拿起脚就走”，记得那时我费解了好长一段时间，为什么脚可以“拿”起来，对于一个小学生来说，确实理解起来有难度。后来我知道了少量方言写作也会产生意想不到的较好效果，知道了文学修辞的抽象和颠覆，才愈加觉得这个脚“拿”得好。我记住了小说中严家的那块“宝地”，还有那只叫“红脯”的鸟，这都是美好的文学意象，让一个文学少年念念不忘。

　　和梁斌先生在电视机前的一次“见面”，让我多少有些“失望”，但又由此对文学和人生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几十年来我的记忆清晰极了。我原来一直认为大作家应该风度翩翩、器宇轩昂，但梁斌先生就是一位朴实的老人。这对我的文学观有很大的影响——这就是文学，文学伟大，但文学也是件很普通的事情。而梁斌先生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的发言内容，对我为人也有很大影响，他说，很多对他赞美的报道他不看，他怕“翘尾巴”，这句话当时对我就是猛然一震，让我思考了很久，以后也以此为警醒。感谢文学，如果不是怀着对文学的热爱，我不一定会关注梁斌先生参加的电视节目，但看了那个访谈让我记住做人担心翘尾巴的自省意识，这是人可贵的品格。一个早已功成名就的老作家还这样谦虚和清醒，让我见识到了不起的人生修为和境界。

　　中国现当代的作家、文人，风流倜傥和博学多才的太多了，但在我看来，偏偏是朴实的梁斌先生十足诠释了文人的形象。不说更大的“文人”概念，只说作家，作家毕竟要有一些人文学科的综合能力和传统文化功底。梁斌先生在书法和绘画领域有很高成就，并且这成就并非来自他的文名、级别或社会地位，就是书法和绘画艺术本身，他水平很高。能书能画的作家，在当代也有不少，但有梁斌先生这样的“单项”和“全能”能力都达到较高水平的，着实不多见。梁斌先生还是一位报人，他有“好几支笔”，写小说和写报道本来是两件事，并不相通，甚至相互扯皮，但他都能做好，也是不易。

　　近年来我还注意到很多文章提到梁斌先生涉足表演的往事。那个时代，也是囿于人才稀缺，文学和文艺的区分尺度并不鲜明，为了宣传之需，很多文人不仅要当编剧写剧本，而且还要亲自扮演角色参与演出。梁斌先生的表演当然没有录像留下来，我认为，在一定意义上，他的表演并非是工作所需，而是文人素养的一部分，表演是对文学作品的表现方式，也是再创作，这是才华、天赋，也是千锤百炼得到的经验，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能登台表演的，而艺术门类有内在的紧密联系，梁斌先生融会贯通了。

　　记得那一年我做律师不久，驾车到保定办案子，回程路过蠡县，那里是梁斌先生的故乡。我特意从高速公路上下来，想去梁斌先生的梁家庄看看。那是初夏，天气已经有些热了。我没有找到梁家庄，那时汽车和手机都还没有导航的功能设置，停车问了几个人，指的路不一样，又加上有的路在施工，总之是没有去成。当时我的车上还有几个伙伴，我没有告诉他们我的朝圣心态和对少年时代情怀的追忆，我相信如果告诉了他们，他们也许会支持我继续找下去。我想，我一定会再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