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版:满庭芳 上一版3  4下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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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李霁野先生
梁斌先生诞辰110周年
(1914.4-20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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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04月19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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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图)
——怀念李霁野先生
谷 羽
李霁野先生部分著译作品

  今年4月6日是李霁野先生120周年诞辰。回想李老对我的教诲和关怀,心里既感伤又温暖。李霁野先生长期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系主任,教师和学生都尊称他为李老。1960至1965年,我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我能走上文学翻译之路,多亏李老的提携、扶持和鼓励。

  大学读书期间很少接触李老,大家都知道他不仅是教授,还是诗人、翻译家。他翻译的小说《简·爱》影响深远,因而对他格外敬重。系里开大会听他作报告,他那渊博的学识和健谈的口才,具有特别的吸引力,他讲话条理清晰,略带安徽口音,语言生动、风趣幽默,无论教师还是学生,大家都很爱听。

  “文革”期间,“工宣队”进校,师生实行军事编制,李老和我们编在了三连二排二班,一起服从军代表和工人的领导,又一起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秋天,我们一起到蓟县(今蓟州区)山村双安劳动,白天摘红果,摘柿子,收核桃,晚上学习,听贫下中农忆苦思甜,这时和李老接触的机会就多了。同年冬天又参加拉练去易县腰山,李老和我们住在一起,一个锅里吃饭,一个炕上睡觉,一块儿下地干活儿,凌晨四点紧急集合,我们还帮助李老打背包,共同的生活使我们更加熟悉彼此,我们对李老加深了了解,少了几分敬畏,多了几分亲切。那时候我常常写诗,有一天把写诗的本子交给李老,请他看看,给予指教。李老看了一个晚上,笑了笑跟我说:“有两首改改还可以。”当时我写的那些所谓的诗,有很多标语口号,缺乏艺术内涵,和真正的诗歌作品相距甚远,李老虽然没有直接点破,但他的话让我头脑趋于冷静,开始思考什么样的作品才算得上是真正的诗歌。

  从1971年起我开始给学生上基础课。荒废了六七年宝贵的青春时光,必须抓紧时间,于是我一边教书,一边学习、充实自己。1979年,我进入南开大学外文系俄苏文学教研室,给学生讲俄罗斯文学史,教课的业余时间尝试翻译诗歌,并向报刊投稿,但是屡投不中,四处碰壁。有一次见到李老,他问我还写不写诗,我回答说写得少了,但翻译了一些,就是发表不了,感到苦恼。李老听了说:“这样吧,选几首你觉得好的,我给你推荐推荐,试试看,行不行。”我选了四首克雷洛夫寓言诗和两首莱蒙托夫抒情诗交给了李老。过了不久,《天津日报·文艺周刊》(1979年6月21日)发表了克雷洛夫寓言诗《鹰与鸡》《驴子和夜莺》,《新港》(1979年第7期)刊载了莱蒙托夫抒情诗二首《短剑》和《浮云》。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手稿变成了铅字印在报刊上,得到了社会承认,我心里很激动,也特别感激李老。没有李老的推荐,我不知道还得摸索多长时间,也许多次碰钉子以后会变得心灰意冷。初次成功带给我的除了喜悦,更多的是信心和力量,我暗下决心,继续译诗,不断探索,不断进取,力争有所进步,不辜负李老的扶持和勉励。

  有一次我去李老家里,他谈起了自己早年的经历。他说,他十九岁离开安徽到北京求学,当时家里人口多,不富裕,他必须自己挣学费,所以一边在崇实中学读书,一边编译一些短文在报刊上发表,居然可以维持生活,有时还能给家里寄些钱,接济家用。李老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跟我们相比,你们的起点高多了,只要持之以恒,必有收获。不过,你要记住,翻译难,文学翻译更难,诗歌翻译尤其艰难。英国人翻译的诗歌不可胜数,但公认成功的只有菲茨杰拉德译的《鲁拜集》。译诗,需要反复推敲,精琢细磨,一要对得起作者,二要对得起读者。”李老还鼓励我说:“你现在不到四十岁,我今年七十多了,你要坚持下去,到我这个年龄,你能干多少事情啊!”李老的话,不仅记在了我的日记里,而且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我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

  记得1980年夏日的一天,我在学校图书馆门口碰见了李老。李老跟我说:“去北京开会,在书店见到了《克雷洛夫寓言》,我买了一本送给你作参考。回头你到办公室去拿好了。”过了两天,我拿到了吴岩先生译的《克雷洛夫寓言》,他是从英文转译的,诗体译成了散文。我领会了李老的用意,他希望我把俄文原作直接译成汉语,要用诗体翻译,并且要译出一本书来。李老这种无言的关怀让我永远难忘。当我完成《克雷洛夫寓言选集》译稿以后,李老将其列入“未名丛书”第一辑,那是他和朱正先生共同商定,将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套丛书,丛书的名字与上世纪20年代的“未名社”显然是一种呼应。不久之后,朱正先生调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专职负责《鲁迅全集》的编辑工作,湖南的“未名丛书”只出了三本,便因人事变动而搁浅,《克雷洛夫寓言选集》也就未能在湖南问世。过了三年,这本书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我选用“驴子和夜莺”作书名,因为这首寓言诗是李老推荐发表的,对我来说,有特别的寓意。还有一件小事也记在我心里:我翻译了立陶宛一位诗人的长诗《普罗米修斯之火》,写后记的时候,想参考一部译成中文的长诗《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到图书馆去借,图书馆没有这本书。后来遇见了李老,说起这件事,他说,我给你到市作协资料室去看看,也许那里有。过了两天,李老就把书借来了。说起来事情好像很小,但李老对于晚辈的关爱之情却让我久久不能忘怀。

  1993年秋天,我中风面瘫,大病一场,不知是谁告诉了李老,李老给我妻子打电话,一再嘱咐要好好照看,让我别急着看书,一定要安心休养,要吃好一点儿,耐心治疗,等好利索了再做别的事情不迟。老人家足足嘱咐了有十几分钟,我和妻子感动得掉了眼泪。我的父母已经不在了,还有什么人会对我这么关心?其实,受到李老关怀的岂止我一个人!1984年,天津市文联为李老八十寿辰和从事文学创作六十年举办庆祝会,有一位军官讲了一件往事,他在南开大学外文系上学期间,家中突发变故,十分困难,想要退学,李老知道了,把他叫到家里,单独对他说,以后每个月资助他十块钱,帮他解决一点困难,并且嘱咐他,此事不要告诉任何人。就这样他得以继续读书,直到家境有所改善,李老才停止了资助。这个秘密一直保持了二十多年,他愿意在李老八十寿辰时讲出来,向恩师献上一瓣心香。这位军官是英语专业1962年的毕业生,名叫高书宪,大学毕业后入伍成为解放军,奔赴新疆,在保卫祖国边陲的岁月里贡献了自己的知识和青春。

  由于李老的关怀和指引,我走上了文学翻译的道路,因此,每出版一本书,一定先送给李老。可是,我送给李老的书,没有李老送给我的多。从1984年到1993年,李老给我的书共有八本:《简·爱》《给少男少女》《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妙意曲》《乡愁与国瑞》《四季随笔》《唐人绝句启蒙》《唐宋词启蒙》,每一本扉页上都有李老的签名,每一本书都是无声的鞭策。现在,每当我看到那工整而有个性的题词,就情不自禁回忆起李老的音容笑貌,仿佛他在含笑注视,问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翻译诗歌是不是反复推敲,精琢细磨。想到这一点,我就不敢懈怠。李老一生的译著超过五百万字,他那孜孜以求的精神,永远是我学习的典范。如今,我已退休多年,但退而不休。李老八十仍然译诗,九十还在著书,是我心中学习的榜样。我要持之以恒地从事翻译和著述,为中外文学与文化交流尽绵薄之力。李老的著作摆在我的书架上,仿佛李老就在身边,我仍然可以和他对话交流。

  我是幸运的,因为我是李老的学生,李老对我的关怀和指教,铭记在心,永远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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