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4年秋天开始至2020年春，作为一位旅居英国的记者，崔莹采访了88位世界知识领袖，涵盖汉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社会学家等各界有成就的人物。采访的契机大多是这些受访者的作品在中国出版，或者是在国际上获奖。如崔莹所言，很多问题是围绕“书”展开，她将这些访谈进行整理，精选51篇精彩对谈结集出版，并且将这本厚厚的访谈集低调地命名为《访书记》。

　　诚如一位出版界前辈所言，这是一本被书名耽误的好书。确实，如果书名是《与世界知识领袖对谈》可能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力。

　　由于崔莹所访皆是学术界重量级人物，因此这本书视野开阔、题材宏大、内容丰富，包括二战、越战、巴以冲突、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露、日本福岛地震、印度与鸦片战争以及当下的时代等。

　　对著名学者的采访，最重要一点是能否与其“对话”，为此崔莹做足了功课。每次采访前都对学者作品以及相关背景资料进行深入阅读和研究，并且在采访中巧妙地挑起话题后尽可能隐身，让对方言说。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看到了在著作之外更加鲜活的学术精英感性的一面，了解他们创作的心路历程和背后的故事。

　　对15位汉学家的访谈，让我们了解到“西方”眼中的中国。比如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详细讲述了主编《哈佛中国史》的过程，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依赖剑桥大学图书馆中文部藏书写成，那里还藏有800余片甲骨（其中有622片是真品）和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早年活动的唯一存世资料。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学史研究所所长薛凤认为，每种文化和科学传统，都应该被放在其自身的传统中进行理解，《天工开物》解释了世界，具有宇宙学的成分。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著名学者、《1943：中国在十字路口》主编之一周锡瑞的观点“宋美龄的美国国会演讲影响没那么大”“蒋介石完全不能胜任开罗会议谈判”，让人耳目一新。

　　除了为普通读者开阔视野，对于正在写作的人，《访书记》也是一本具有指导意义的激励之书。书中很多已经取得巨大成就的学者，仍然保持着勤奋写作的习惯。比如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写作，美国作家罗伯特·奥伦·巴特勒每天写作10—12个小时。80多岁的日裔美籍学者入江昭只要不出差，每天上午都会去图书馆看书、写作。为了写《英国史》查资料，西蒙·沙玛大概看了至少1000本书。

　　很多作家在对谈中坦承了自己写作的初衷。比如诺贝尔奖得主约恩·福瑟谈到自己的孤独感，“我感到我和他人，和整个世界的距离都很远。正是为了减少这个距离，我开始写作。”对于如何写，作家们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获英国布克奖的美国黑人作家保罗·比第说，“既要沉浸于写作，又要与其保持一定距离。独特、有个性，写出只有自己能写出的内容……最关键的是语言，要通过语言传递写作者的思想。”以色列作家大卫·格罗斯曼说，“写作最大的魅力，是你可以到达自己最开始没打算去的地方……对作家而言，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不要一开始就决定要怎么写，不要强迫自己必须写什么样的故事。”

　　《访书记》也不乏对于流行文化和非虚构写作的关注。比如对《钓愚：人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花冤枉钱》作者之一乔治·阿克洛夫的采访。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告诉我们，“人们在做的事，很多时候都对他们并没有好处，只是他们被欺骗和操纵了——控制一个人的注意力，就可以操纵他做你想让他做的所有事……假如（广告和营销）都在说服你买对你根本不利的东西，就都属于‘钓愚’。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钓愚’发展到了极致。”现在我们知道，消费社会是如何形成的，我们是怎么身不由己、不知不觉地买了那么多东西。

　　读完这51篇访谈，再加上崔莹自己的后记，恰如推开52道通往不同世界的大门，走在通往无数饱含人类智慧与经验的新世界的路上。难怪著名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曾说：“倘若有天堂，天堂就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这便是阅读的意义，不断地拓宽我们认知的边界，让我们对过去、现在都获得更深刻、更充分的认识，也才会共同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