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莲花池外少行人，野店苔痕一寸深。浊酒一杯天过午，木香花湿雨沉沉。”这是汪曾祺在《昆明的雨》中写的一首小诗，所谓草木含情大概就是如此了。汪曾祺对于花鸟虫鱼、春秋草木有着颇多的怜爱，而这一草一木也融入了他的人生中，为他的文学创作增添了许多滋味。

　　一直以来，汪曾祺的文章以其独特的风格打动着万千读者，因此也有人好奇，是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了这样一位作家？他的成长经历是怎样的？就这样，一些学者开始了对汪曾祺本人的研究，陆建华就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这本书是陆建华先生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也圆了他为汪曾祺作大传之梦想。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陆建华就对同乡作家汪曾祺进行跟踪研究，同时也留心收集汪曾祺的所有文史与生活资料。因此其先后编辑出版了多种汪曾祺的资料丛书和研究书籍，也就不足为怪了。大约是汪曾祺的一句“我的家乡在高邮”，触动了他将其大半生的精力都投注在“这一个”作家作品的研究之上了。就我目力所至，当下海内外研究和搜集汪曾祺资料最齐全的学者应该数陆建华为第一人了，堪称“汪曾祺研究的活字典”。他不顾年近耄耋之年，再次改写汪曾祺大传，以补充大量的史料为动力，以进一步完善汪曾祺的生活与创作历史为旨归，为世人还原一个更加完整、更加立体、更加有趣、更加真实的汪曾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鉴于此，作为一个几十年的文友，同时也作为汪曾祺作品的热爱者，我当然想借此机会再次表达我对汪曾祺作品的敬意，以及对这个传统文人性格中种种幽默谐趣的行为情有独钟的欣赏。更当然的是，我对陆建华先生的执着圆梦表示由衷的敬佩，所以才写了这些文字，以示尊重。

　　其实，我在汪曾祺家乡高邮的邻县宝应县插队生活过六年，对那里的湖荡水泊十分熟谙，所以读汪氏的作品倍感亲切，亦如陆建华先生对其家乡的钟爱一样，它是汪曾祺文学创作永远取之不尽的宝藏：“两千多年来，大运河用她甜美的乳汁哺育了两岸无数的田野、村庄、城镇，为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单说大运河进入江苏境内后，清江至扬州段古称邗沟，通称里运河。在长不过两百公里的运河两岸，就有良田万顷、名城座座，高邮即为其中之一。”正是在这样对家乡的深刻眷恋之情里，让陆建华从汪曾祺那里找到了共同构筑文学之梦的交汇坐标，让他们保持了多年的交往，成就了这部评传的书写。所以，我以为，与其说这是陆建华先生独著的专著，还不如说这就是汪曾祺自己在扮演着那个幕后的台词提示者，陆建华遵照提示的台词，记录下来了一部信史度较高的评传著述。

　　在浩瀚的史料当中，要写的东西很多，如何剪裁，当是每一个作传记者的困顿之处。按照时序的写法应该是传记最简便，也是最符合逻辑条理的写法。在一般情况下，我是不主张用其他方法来撰写长篇传记体文字的。此书当然亦是如此，把汪曾祺的每一个时段“有意味的”历史足迹一一呈现出来，并加以评述，正是陆建华所需要的效果。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全书清晰的脉络，这也正好契合了汪曾祺起起伏伏、起承转合的坎坷一生，让人在阅读的快感中获得一种沉入凝思的哲理层面，或许这才是作者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吧。

　　在·线·阅·读

　　我的家乡在高邮（节选）

　　高邮气候温和，景色宜人，物产众多，资源丰富，历来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是大运河河畔的一颗明珠。高邮又是人才辈出之地，尤其是文坛俊杰，层出不穷。但不知怎的，外地人提起高邮，仍只记得：高邮盛产大鸭蛋，特别盛产双黄大鸭蛋。这虽是事实，但并非高邮全貌。高邮人对此心存不服，但也无可奈何，总不能见人就解释：“我们那里不只有双黄大鸭蛋……”以至时间一长，也只好默认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地为吸引外资，加大改革开放力度，挖空心思办这个节、那个节，高邮一些领导受到启发，学时髦，赶浪潮，有一年也搞了个“双黄蛋节”。这一来，高邮真是与双黄大鸭蛋脱不尽干系了。但有一位高邮人，一位海内外驰名的大作家，对此很不以为然。他无限挚爱家乡，也喜食高邮大鸭蛋，但他明确反对把高邮仅仅与鸭蛋联系在一起。

　　这人就是汪曾祺。

　　1986年秋，汪曾祺在《雨花》杂志发表散文《故乡的食物》，其中“端午的鸭蛋”一节这样写道：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大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1989年4月，汪曾祺为家乡一位作者的书写序，在这篇题为《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的序文中，他特地写上这样一段话：说起高邮，很多人只知道高邮出咸鸭蛋。上海卖咸鸭蛋的店铺里总要用一字条特别标明“高邮咸鸭蛋”。我们那里的咸鸭蛋确实很好，筷子一扎下去，吱——红油就会冒出来。不过敝处并不只是出咸鸭蛋，我们家乡还出过秦少游，出过研究训诂学的王氏父子，还有一位写散曲的王西楼。文风不可谓不盛。

　　汪曾祺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不同意把高邮总是与咸鸭蛋联系在一起，其实表现了他对社会文化底蕴本来就很广泛、很深刻、很厚实的故乡高邮的无限挚爱之情。确实，高邮这样一个物产丰富、人才辈出、历史悠久、前途无限的里下河地区的名城重镇，又岂是咸鸭蛋能概括其特征?

　　以汪曾祺多次提到的文坛大家秦少游等人而言，这些人不只高邮人引为自豪，他们在中国文化史、文学史上也都占有重要的一席。别号“淮海居士”的秦少游，是北宋杰出的婉约派词人，著有《淮海集》40卷，另有《淮海词》《劝善录》《逆旅集》等。他兼有诗、词、赋和书法等多方面的才能，词名尤著，有存词八十余首的《淮海居士长短句》传世。他的词柔丽典雅，情味深沉，音律谐婉，艺术成就很高，其代表作《满庭芳》《鹊桥仙》《踏莎行》等，是秦词中的佳作，也是中国词坛中的绝唱。又如，明代的王磐，与金陵陈铎被后人并称为“南曲之冠”。他的乐府冲融旷达，甘于恬淡，工题赠，善谐谑。其代表作之一《朝天子·咏喇叭》对当时官吏作威作福、鱼肉百姓的情景，作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和尖锐深刻的讽刺，具有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广为流传，并经常为文学史家们所反复引用。至于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他俩在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中国的音韵训诂之学，在乾隆、嘉庆年间最为鼎盛，而王氏父子是这一鼎盛时期的并肩而立的高峰。与王氏父子同一时期的另一位经学大师段玉裁，在为王念孙的《广雅疏证》所作的序中这样盛赞其学术成就：“尤能明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龚自珍称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是“古今奇作，不可有二”。章太炎则认为：“古韵学到王念孙，已经基本上分析就绪了，后人可做的只不过是修补的工作。”

　　除了汪曾祺多次提到的这几位大家，高邮还有许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科技等方面的优秀人才，他们为中华民族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们是高邮人的骄傲。时至今日，汪曾祺也以他文学创作上的重大成就，加入这个行列中来。南京一位著名作家在参观了高邮的文游台、王氏纪念馆等文化胜迹以后，就曾欣然提笔写下“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的诗句，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人们的广泛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