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知道作家梁斌的名字始于年少时期。看电影《红旗谱》，在记住朱老忠、严志和、贾湘农这些人物的同时，更记住了作家梁斌。我至今认为，以《红旗谱》为代表的一些老电影有一种独特的精气神。《红旗谱》之所以能够被成功改编搬上银幕，这首先得益于小说的文本出色，《红旗谱》在细节描摹刻画、人物性格塑造、典型环境的渲染烘托等方面，都称得上是一部厚重的文学经典之作。其对现代中国乡土生活图景的展示，其质朴的乡村生活书写中所充溢的深沉的革命激情，我以为都是深得中国古典文学的正脉传承的。

　　我不属于专业文学研究者，作为写作者，我对梁斌先生的认知多源于他的散文随笔。因为在我看来，想要走进一个作家的内心，阅读他的散文随笔应是捷径，往往在小说中不好表达的在随笔中便可直抒胸臆。比如梁斌先生的文学随笔《时代·思想·创作》，我就曾读过多遍，对梁斌先生的思考与识见深以为然，更钦佩梁斌先生对待创作的执着与态度。在《时代·思想·创作》一文中，梁斌先生说过：“不一定要写得多，一年能写出三篇站得住的就不错嘛，十年就是三十篇，就是两本书。有条件写长篇的当然也可以写。写出来不要急着寄出去。有些聪明人写出来马上送出去，我不聪明，我总是搁一搁，等修改得满意了再送出去。”

　　梁斌先生所言自己的“不聪明”自然是谦逊，但也说明创作的一个真理，那就是文学创作中的“小聪明”是要不得的。好文章恰恰是改出来的、磨出来的。而把自己的作品“搁一搁，等修改得满意了再送出去”，无疑是作家对待创作认真负责的态度，甚至可以说是“应有之义”。梁斌先生曾说：“我把《红旗谱》修改过七八次，有的地方修改过二十多次，出版后我改过三次，现在是第四个版本。多修改有什么不好！”我们说好文章是改出来的，这话似乎没有人会站出来反对，但纵观当下文坛，许多所谓一线作家不仅于文坛炙手可热，也俨然成了社会公众人物甚至是文娱界的“流量密码”，其作品往往未及创作便被“预定”一空，好不容易完稿，不要说反复修改了，就我所知，有的甚至连通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

　　还是在《时代·思想·创作》一文中，梁斌先生说：“1942年写剧本时只写出了《红旗谱》的几个人物，当时已经二十七八岁了，但还是写不出《红旗谱》。又经历了一段生活，特别是经过在湖北的剿匪反霸和土改，对许多人和事有了深刻的感受和理解，对地主和农民，对中国农村的阶级关系有了具体的、活生生的感受，才在1953年至1956年写出了《红旗谱》的三部原稿。也就是说，只有自己对自己经历过的斗争和生活理解了，反复琢磨过了，深思熟虑了，才能写出来。”

　　作家是否要深入生活创作？这似乎没有什么好争论的。但对于“生活”的理解往往又大相径庭。近年来，文学界有一种说法，那就是一个作家即使没有多少生活经验也可以通过借鉴他人经验甚至根据资料和推想来进行文学创作。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不想多谈，在我所接触的作家中，写出好作品的大都拥有过深厚的生活积累和人生阅历。当然，也见过不少每天在网上两更、三更的写手，虽其成长经历十分单一，却什么故事都能上手，任何题材都敢涉猎，而其文本的最终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按说作家该不该读书、该不该多读书，原本也不是一个问题，然而如今它的确又变成了一个问题。应该承认，当下千变万化的社会生活显然比文学作品所能提供给读者的更加鲜活。既如此，作家似乎只需要向生活学习就可以了，只需要有智慧和技巧，结构一个好看的故事就好了，读书与其说是“规定动作”，不如说是“自选动作”，阅读与创作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模糊。创作真的如此简单吗？梁斌先生就曾专门对老业余作者们有针对性地指出：“要多读些书，在生活、情操、思想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充实和提高。要写东西就得憋一股劲，这股劲要从许多方面来憋。要摆脱一些家务事，不要抱怨环境，要学会适应环境，时间少就写短篇。写自己真正熟悉和深思熟虑过的东西，从50年代到现在，你总有些经历，总有些熟悉的人物，磕打磕打自己的思想仓库，把真正熟悉的东西拿出来，找老友聊聊天，再进一步熟悉他们，分析研究他们的性格和语言特色。起步要高些，不能满足于过去的水平，要多读书，读古今中外的名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嘛！过去读过的好作品还要拿起来读，近年获奖的也要读。不断提高自己的欣赏水平，读了他们的，要超过他们。”上述这些话，针对的是某些老业余作者，但对所有文学创作者实际上皆大有裨益。梁斌先生说“要多读书，读古今中外的名著”，而且“近年获奖的也要读”。这说明梁斌作为一个作家的博大胸怀，在他的思想里，没有先入为主，更没有门户之见，他是对文学创作者们讲的，也是对所有读书人讲的。

　　如今，当我们谈论阅读时，一些人说的往往是成功学、职场厚黑学以及各种考级等应试教辅；是微信公众号、大V微博、新闻客户端。上述这类阅读实则与我们所说的阅读并不是一种概念。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就像梁斌先生所言，博览群书是非常重要的。而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扩大自己的阅读面、不断开阔视野同样重要。鲁迅先生也说过：“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如今许多人的知识并非来自阅读，而是来自网络、来自公众号、来自各种短视频平台，是碎片化的、是被剪辑的、是掐头去尾的、是管中窥豹却难见一斑的。这些都或多或少在影响着作家的创作，浮躁是难免的，这时候我们就更应该静下心来，向梁斌先生学习，也只有生活积累厚了，自己笔下的文字才会更扎实。

　　如今，有人“日产”万言，有人一两个月便能拿出一部长篇小说，而且文学圈内还好评如潮。在我看来，作家固然是有自己的创作高峰期，但也有自己的创作节奏，文学创作是有规律的，一个常年“日产”万言甚至更多的作家，其作品质量大概率是可疑的。1953年6月，梁斌先生开始正式创作《红旗谱》，他的创作状态异常饱满，身心完全沉浸在创作中，每天伏案疾书十多个小时。一年后即完成《红旗谱》第一部的初稿。梁斌曾这样描述自己那个阶段的创作：“我的创作欲、灵感升到高潮，欲罢不能。黎明起床，略作洗漱，即开始写作。早餐时间已到，我还没有写完一个节目，当我写完一个段落，饭时已过。午餐晚餐无不如此。有时写着写着，想起我还未吃饭，其实两顿饭已经过去了……”梁斌夫人散帼英在回忆梁斌创作《红旗谱》的日子时说：“他就像傻了一样，送饭就吃，不送就饿着。不跟人说话，别人说话也不听，但谈起《红旗谱》中的人物时，他马上眉飞色舞起来。”这无疑是一个作家创作达到高潮时的状态，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好的文学作品抑或说经典文学作品是需要作家拥有极高创作激情并保持极好创作状态才能写就的，但这种情况又不可能是一贯的，因而好作品难得，而经典作品除却需要作家的创作激情与好的创作状态之外，其实就像《红旗谱》这样，还需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如今的文学研究者对于作家应该如何去创作，有观点阐述，有研究论述，有不同建言，但倘使有人问我这个问题的话，我想说的是：不如就像梁斌先生那样去创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