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14日是母亲节，临近正午时分我发了条“朋友圈”，给文字配了两张照片：一张是多年前我家君子兰盛开的金色花朵，高雅而艳丽；一张是印有我名字的大红苹果，那金色字体由栖霞阳光晒成。
我在母亲节时的“朋友圈”里这样写道：“这两年，我写了《妈妈不告诉我》《妈妈为什么要讲故事》两部中篇小说，献给今天的节日吧。”
以往母亲节我从未发过“朋友圈”，此番还配了这样两张照片，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那曾经初春盛开的君子兰，那曾经金秋采摘的红苹果，无不记载着我曾经的时光，而且关键词是“妈妈”。这必有原因吧。
据说，创作心理学认为，作家的写作跟他的童年经历相关，甚至认为作家终身走不出“童年情结”，似乎成为注定。我不懂这方面的文艺理论，但是我有童年。我的小说写作确实涉及童年记忆，也包含少年时光。我曾在一篇创作谈中，将作家的生活经历归纳为“往事”，无论是直接生活经历，还是间接生活经历，文学写作就是让“物理时间”遵循“文学时间”，将所谓“往事”投映于社会生活大屏幕，于是“往事”成为“现实”。这样说好像有些绕，好在文学不是两点连成的直线。
那么《妈妈为什么要讲故事》，是否跟作家童年和少年经历有关呢？我想是有的，不然我怎么会写到杂技团和魔术演员呢，还有话剧。如今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这部中篇小说单行本，我要写出这篇后记，那就趁机回首往事吧。当然，这跟“妈妈”有关。
我的出生地属于天津旧日租界。小学时并不知晓自己就读的学校曾经是日本第贰小学。我小时候，旧租界残痕尚存，但我并不觉知。我在九岁之前的最大行动，就是偷偷跟随大孩子们跑去看海河，望着这条奔腾不息的城市母亲河，竟然双腿发软不敢靠近堤岸寸步。这可能埋下了日后发奋学习游泳的情结——我竟然掌握了四种泳姿。
当年去劝业场天宫电影院看过《林海雪原》，从收音机里听过第26届世乒赛庄则栋夺冠的转播，被外祖母讲“鬼故事”吓得天黑不敢去后院厕所……我还是认为九年的时光里自己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言说的业绩。
那时我不会知道，内心已然埋下日后写作的种子——因为我缺乏母爱。待到六十年后我写出“妈妈系列”小说，整整一个甲子了。我觉得可能年轻时难以驾驭“母亲题材”，就这样拖延到现今。如此看来，我属于晚熟型作家，而且熟得特别晚。从晚熟意义上讲，我不怕老，特别不怕。谁让你们熟得那么早呢。一笑。
继续介绍我这个晚熟型作家的身世吧。我十岁那年出现了变故，离开外祖母家去跟祖母生活。祖母居住在天津南市旧称“中国地”。这座大杂院让我开了眼界、长了见识，生活经历猛然丰富起来，甚至丰富得有些臃肿：以前是家住独门独院没有邻居，南市大杂院里的邻居多得认识不过来；以前住家不上公共厕所，到了南市必须去“官茅房”方便；我置身大杂院人堆儿里，似乎不那么强烈感觉缺乏母爱了，其实是愈发缺乏，尽管有邻居大娘见了我叫“儿子”。
我跟祖母过日子，她老人家对我的疼爱绝对到了溺爱的程度。我们的生活并不太贫穷，我比同龄孩子有更多机会走进戏院：黄河戏院（以前叫升平）听评戏（以前叫落子）、群英戏院听京戏（多为武戏“草桥关”和“白水滩”什么的）、红旗戏院（以前叫燕乐）听曲艺（收费十分钟二分钱）。我几乎见过天津所有曲艺演员；权乐、淮海（以前叫上权仙）、长城（以前叫上平安）、南市新闻（以前叫丹桂）看电影、人民剧场（以前叫美琪）看话剧、聚华戏院（以前叫华乐）看活报剧、中华戏院看杂技魔术（老天津人叫“杂耍儿”），最精彩的节目是“大变活人”，我至今记得两位魔术大师是一对亲兄弟，陈亚南和陈亚华。杂技表演还有个节目叫“叼花儿”，近乎柔软的体操，由小女孩表演，大人不行。
那年，吉林省杂技团来天津南市长城戏院演出，当时我恰好存有五毛钱，就攀着售票窗口说买甲级票。窗口里露出女售票员惊讶的脸庞，她递出红蓝铅笔让我选座位。我毫不犹豫地在剧场座位图中划了1排8号。她似乎有些同情我的五毛钱，小声提示道：“小孩儿，以后别选头排，台上翻跟头，你离得太近，吃土。”
我从此懂得看杂技和武戏时，最好坐在8排前后。那次吉林省杂技团没有演出“大变活人”，却牵出一头大黄牛，在形似体操平衡木那样的道具上，表演动物行走，这节目太震撼了。我从此懂得了那个词语的含义——不可思议。
后来我胆敢走出去了，前往百货大楼斜对面的胜利公园大棚看杂技，几个演员在巨大无比的木筒里骑自行车，沿着筒壁飞快地转圈儿，还前往更远的人民公园大棚看马戏，终场节目“空中飞人”令人惊叹……
当然，我还到“三不管”跤场看过摔跤（天津叫撂跤），好像三分钱可以看两个“绊儿”，不记得见过天津“四大张”；我还在“三不管”那家小戏园子（可惜名字忘了）听过北方越剧《狸猫换太子》，这剧种是越剧腔调天津语音，属于天津独有；我还在东兴市场永安茶楼，听过袁阔城的评书，他以《平原枪声》小段儿开场；这里还有评书演员刘立福和张连仲，好像一个说《聊斋》，一个说《三国》；我也到东兴市场园子里听过相声，记得苏文茂和朱相臣，女演员名字不记得了；后来我在东兴大街跟华安大街交口路灯底下看下象棋的，有人小声告诉我那位是朱相臣的公子，偷偷观察果然容貌相像……
一个十几岁的天津卫男孩子，竟然如此大范围进入“娱乐场所”，我也够不着调了。这毕竟让我长了见识，体验了民间艺术的魅力。我的这些生活积累，使我在上世纪90年代写出所谓“天津系列”中短篇小说，足有几十万字。然而，令我记忆深刻的还是魔术“大变活人”，多年后我写出《妈妈为什么要讲故事》这部中篇小说，以身为魔术演员的涂志秀为主人公，这也是我前所未有的——不光写了魔术，还写了“妈妈”。
多年前，有征文约稿编辑打来电话，说征文主题是关于母爱。我表示写不出。对方以为我托大“放份儿”，语气明显置疑。我只得简单介绍了自己的身世。人家得知我缺乏这方面的切身体验，当即表示理解。
如今事情起了变化，我混到这把年纪却写起了“妈妈”，这究竟什么情况？我会不会写出“母亲题材”的第三部中篇小说，从而形成我的“母亲系列”？这不由得引发我的思考。
我不懂创作心理学，只能揣摩自己心理。我没有跟母亲长久生活的经历，从记事起仅有几年时光吧。那时，母亲下放郊区农场劳动，要到周末甚至月末公休才能回家，母子相处时光宝贵。记得母亲送给我唯一的礼物，是一对竹板，五块钱在百货大楼文体用品柜台买的。我用这对竹板学会说快板书（也基本克服了口吃），小学时代登台表演风光一时。后来再也没有跟母亲共同生活，因为她有了自己的家庭。先慈于2019年8月10日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母亲去世触发我的想念。我是在她老人家去世的转年，开始写《妈妈不告诉我》，而且用了第一人称“我”。这部小说里确有先慈青年时代的影子，只是故事情节恰恰相反。后来我想明白了，由于自幼家庭变故使我不得尽享母爱恩泽，“母亲题材”对我而言是个陌生领域，自以为力有不逮，多年未曾涉及。如今我年过花甲反而要创作“母亲形象”，这样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母亲”，我以为这就是文学赐予我的福祉——使我得以在小说世界里跟她共同生活，彼此增进了解。
是的，所有的婴儿降生都无法自主选择母亲，但是文学可以，文学可以创造与现实生活平行存在的虚构世界。就这样，“我和我的母亲”在文学虚构的世界里，竟然愈发显得真实起来——不是足以乱真而是本真。这印证了文学不可替代的魔力。你想要什么就向文学诉求吧，你肯定会得到及时的回应。文学对任何人都不会置之不理。
《妈妈不告诉我》之后，去年我又写《妈妈为什么要讲故事》，这部小说延续《妈妈不告诉我》的人物精神特征，这精神特征就是“执着”。“妈妈”执着于人生理想，执着于人生信念，执着于不愿更改的人生选择。涂志秀高中毕业放弃报考大学，来到杂技团学习魔术，这就是人生选择。我在小说里，没有解释“妈妈”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选择，我认为没有必要解释。因为人生即选择。我觉得“妈妈”也会认为这没有必要解释。
涂志秀对人生理想与信念的执着，是通过每晚给小意讲解故事体现出来的，她显然对《魔术大王历险记》这本小人书不甚满意，便依照自己的价值观念作了“二度创作”，于是这本小人书成了她讲述仁人志士故事的载体。
妈妈每晚给儿子讲解魔术大王和小满姑娘，这便是她的“文学创作时间”，她认为献身理想是极其艰难的选择，于是就有了这样两句话：“人世间哪有这么简单的人物，人世间哪有这么容易的事情。”
这两句话应当是她的人生感悟，妈妈要将这个道理告诉自己的儿子，尽管小意是个病娃。涂志秀一定认为病娃也要懂得人世间大道理。她执着地讲述着魔术大王与小满姑娘的故事，当然更为感人的是，那位从北平匆匆赶来的小师妹，她为信仰而舍身赴死。
我在小说里，努力塑造涂志秀外表高冷、内心炽热的母亲形象。无论这位母亲形象塑造得是否成功，我都会如此“执着”，不改初衷。
关于小说里的父亲形象，我故意没用更多笔墨描写他的内心世界，只是写他不停地创作话剧剧本，似乎“胸怀大志而郁郁不得志”。其实，他的剧本主人公正是自己的妻子，这是随着小说纵深而显现出来的。丈夫马得路恰恰是妻子涂志秀的知音，只是不曾明言而已。小说里并未对马得路的执着精神作“热处理”，而是同样采用“常温手法”，我想这才是人间烟火吧，就像乡愁那样平淡而持久。
可能我的小说题材和手法有些老旧，难入当代文坛法眼，好在没有“胸怀大志而郁郁不得志”的感慨。幸好人世间有“百花”和她麾下《小说月报》，让我的小说得以扩展传播范围和读者群体，这给了我写作的信心和动力。我将继续创作“老派小说”。如果问我为什么要写作？还是以那句话作答：“因为，花要开放。”在花开季节里迎风怒放，这是各种气候难以阻止的。
妈妈为什么要讲故事？显然答案相同——“因为，花要开放。”
既然花要开放，那么借此机会对“百花”和其麾下的《小说月报》深表谢意。善哉。是你们抬举了我的小说。期待我们继续同行，愿我们稳步朝前走去，就像多年以来那样。 本版题图 张宇尘
